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一代草根枭雄朱元璋去世，皇长孙朱允炆继位，次年改元建文，是为建文帝。朱允炆登基称帝后，因为性格宽厚且“有心从文”，故而一改祖父朱元璋之做法，大力提拔了文官在朝中的地位，而且宽刑省狱、严惩宦官，对祖父朱元璋之弊政做了变革，史称“建文新政”。
朱允炆如此偃武修文、重视文官力气，一方面是因为自幼学习的缘故，朱允炆自幼熟读儒家经文，性格上也深受其父朱标的影响——温文尔雅、喜爱文墨。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还向朱元璋恳求修正《大明律》，他参考了《礼经》及历朝刑法，对《大明律》中过于严苛的七十三条做了修正，深得人心。
另一方面朱允炆显然也是受了文臣的深厚影响。当时他身边最为著名的三位文臣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黄子澄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1385年高中进士第一名，曾在洪武朝担任了很多官职，理论上说从政经验丰富；齐泰对经书很有研究，尤其是礼法和兵法方面，堪称集大成者。他与黄子澄一样，也是1385年高中进士；方孝孺虽然仕途并不如意，从未中过举，但很早便声名远扬。他以写文章和政治思想丰富著称，并对《周礼》研究颇深，堪称这方面的专家。
自幼深受儒学影响的朱允炆在与此三位读书人接触后便印象深刻、赞叹有加，并引为心腹。黄子澄被朱允炆任命为翰林学士，参与国家政事，齐泰在朱元璋弥留之际被托付护卫皇太孙和嗣君，朱允炆登基称帝后任命其为兵部尚书，也参与国政；方孝孺虽然在洪武朝从未中过举，但朱允炆一继位后便被召为翰林侍讲。
自古读书人，尤其是饱学诗书的鸿儒，往往理想主义过于泛滥，用不太好听的词来形容，便是迂腐不堪。他们沉浸在古人描述的大同世界里不能自拔，沉浸得越深，当起身观看现实世界时，就越是对现实世界横挑鼻子竖挑眼睛，此时也就越会摆出一副不与世俗为伍的清高模样，有一部分“怀才不遇”的便选择归隐山林，过上了世外桃源的变法生活。
另一部分仕途如意的读书人，如果兼具手握大权，皇帝又倚重，又将作何打算呢？那必然是踌躇满志，以天下为己任，按照古人提倡的理想方式进行大幅度改革，恨不得将天下污秽之物一股脑儿清扫干净。
很显然朱允炆颇为倚重的这三位理想主义泛滥的儒家学者便是这样的改革家，而且显得尤为迫切——朱允炆登基不久便又是削藩、又是出台新政，搞得动静很大。深谙改革实际的人很是清楚：越是改革就越急不得，越是改革也就越不能理想化，不然会影响政坛的轩然大波，严重者将会导致政府的崩溃。
果不其然，当朱允炆在迂腐不堪的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建议下，短短数月间便将周王、岷王贬为贫民，代王囚禁在大同，齐王囚禁在应天。如此不留余地、颇有逼人至绝境意味、又书呆子气十足的削藩行动自然引得实力强大的燕王朱棣的警觉乃至反扑，因此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举旗靖难，便也是这些迂腐不堪文人急切推行理想主义导致的恶果。
不过，此迂腐书生方孝孺却受到了朱棣的以礼相待。当方孝孺哭着鼻子来到了主人已更换的皇宫，对着朱允炆的御座大哭时，朱棣还是很有礼节地对他说道：“先生勿毋自苦，我不过是想效仿周公辅佐成王之举。”由此可见，朱棣对于这个书呆子气十足的方孝孺还是很有耐心，并且极尽礼遇，以图其为其效命。当然方孝孺能成名除了书生意气浓厚，另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很有骨气。因此当其大骂朱棣篡位时，恼羞成怒的朱棣便将其诛杀十族。
为何朱棣对方孝孺以礼相待呢？显然不是朱棣对其多有好感，而是因为其军师姚广孝的一言：“武成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对姚广孝言听计从的朱棣遂答应了他的请求，也因此在面对方孝孺时，朱棣表现得很是容忍克制，并多了几分礼遇。只不过人的耐心总是有限的，方孝孺的誓死不从以及当堂唾骂朱棣之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故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诛十族”案例便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