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戏谑的说法：谁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答案是明朝肥头大耳的王爷们。王爷们没啥事干，天天生孩子，明朝败局已定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宗室竟有33.28万人……
明朝宗室人数如此众多，这和他们优厚的生活待遇是分开的。
朱元璋坚定地认为子孙开枝散叶，就能巩固他的朱家天下。不但儿子们都分封外藩，待遇更是优厚。如果是亲王，一年的禄米高达5万石，而普通的郡王只有6千石。而洪武中期的一品官，年禄米也不过1千石。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亲王禄米骤降为1万石，郡王也降为2千石。不过，王爷们的子孙可以每年每人拿到最多1千石的禄米，而不受之前规定的60顷拨田的限制。什么意思呢?比如王爷甲，他的子子孙孙所需要的生活支出，都要从60顷拨田产生。很显然，靠这些薄田，压根不够王爷及其子孙们挥霍的。
朱元璋嘴上说减禄米是心疼将士们没饭吃，其实只是虚晃一枪，朱皇帝担心儿孙们没饭吃才是真的。
洪武时期的宗室禄米，是在每年的十月发放的，一年发放一次。
朱元璋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明朝刚建立，宗室其实并不多，主要就是他那二十多个宝贝儿子，以及不算很多的孙子们。随着明朝统治的稳固，经济不断发展，宗室人口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么能生?没事干啊。明朝的藩禁制度非常严格，诸王名义上分封一地，实际上住进大监狱软禁起来。除了有个别王爷奋发图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总数不会超过1%。剩下的，不是吃喝，就是造人玩。
明初对宗室身边女人的数量也有限制，郡王除了王妃，不能超过4个妾。但之后，大家都在玩命的生。宗室是明朝的根本，明朝再抠门，也要养活自己家的亲戚。
朝廷每年调拨给宗室们的禄米，不说是天文数字，也让朝廷感觉到了压力。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例，全国共生产粮米2285万石，而仅支付宗室的禄米竟高达853万石。更离谱的是，河南省府库尚存的米粮为84万石，而河南境内宗室的禄米需求有192万石……
封在河南的周王，洪武年间，只有周王一个人去封地。百多年间，周王的人口达到1851位，一年要消耗禄米87万石。
当时有官员对这个数据非常震惊，直呼荒谬绝伦。可是，就是这样能吃能喝，宗室们还觉得朝廷亏待自己，不给更多的粮食。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就找朝廷哭穷，朝廷又不能不给。
恶性循环，最终无可救药。
王爷及其龙子凤孙们，仅靠朝廷发放的禄米，是“填不饱”肚子的。他们还有另外的进项，就是朝廷分发的庄田。从明宣宗刚即位时的1425年开始，宗室们开始经营庄田。
这可以理解，朝廷给宗室们分田地，让他们靠收租子，也能吃上饱饭。而且这些庄田是不需要向朝廷缴税的，赚多少都是自己的。这无疑激发了宗室的贪婪，觉得自己还可以伸手向朝廷要更多的田地。
宗室们看中哪块地，不顾这里庄稼疯长，就说这里是荒地，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据为己有。还有的“奸民”，主动把自家的田地挂靠在宗室名下，这样就能省下大笔的赋税，各种丑行，弄得天下乌烟瘴气。而朝廷又念着宗室是亲戚，嘴上各种遵守法律，但实际上还是向宗室们做出了妥协。到了明末，很多王爷们霸占的田地多达4万顷，比如潞王朱常淓。著名的福王朱常洵，家田也不过2万顷(原定也是4万顷)。
土地兼并之风，在王爷们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仅在万历年间的四川省会成都府，其所有土地，被宗室们霸占就有70%，百姓(地主)只占10%。
这是明朝王爷收入的全部吗?当然不是，他们还都是生意场上的天才。朝廷不允许宗室经商，但谁会和钱过不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名存实亡，王爷们做起了生意。什么生意赚钱做什么。比如盐、茶这些生活必需品，王爷们用权势，以较低的价格从盐贩子那里买进大宗的盐，然后以市场价卖给老百姓……
不过，更多的王爷还是选择“安全系数”较高的商辅出租，他们占的都是商业繁华地段。还是拿福王朱常洵举例，他的封国在洛阳，可由于父母的宠爱，朱常洵在京城的崇文门外拥有两百多家店铺，大发一笔横财。
除了商铺出租，王爷们还搞起了果树种植，还有的变身煤老板，挖煤发财。明朝宗室的收入进项，还有很多。难怪有人说：明朝之亡，宗室之罪，甚于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关外的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