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坛群星璀璨,杜甫以“诗圣”之名独树一帜。他的一生如波澜壮阔的长卷,既有壮游山河的豪情,也有困守长安的落魄;既有战乱流离的悲怆,也有草堂安居的片刻宁静。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用1500余首诗作,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家世与早年:诗书传家的起点
杜甫(712—770)出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的士族家庭,祖籍襄阳(今湖北)。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曾任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官至朝议大夫、兖州司马。杜甫自幼接受严格的诗书教育,七岁能作诗,九岁习书法,十四岁便以“文采动京师”。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岁的杜甫赴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却未因此消沉。他开启“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涯,北游齐鲁,南至吴越,在泰山脚下写下早期代表作《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以雄浑笔触勾勒泰山壮景,既展现青年杜甫的壮志豪情,也暗含对“兼济天下”政治理想的追求。
二、长安十年:困顿中的现实觉醒
天宝六载(747年),杜甫再次赴长安应试,却因权臣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闹剧落选。此后十年,他困守长安,生活潦倒,甚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目睹社会矛盾:权贵奢靡无度,百姓流离失所。
天宝十载(751年),杜甫献《三大礼赋》得唐玄宗赏识,获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而,微薄的俸禄难以维系生计,他不得不写下《秋兴八首》等诗,以“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隐晦笔法,暗讽权贵盘剥。而《兵车行》则直指唐玄宗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百姓的哭声与征夫的绝望,成为安史之乱前夕最尖锐的预警。
三、安史之乱:家国破碎中的悲歌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被俘囚于长安,目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荒凉,写下《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以拟人手法将自然景物化为亡国之痛。至德二载(757年),他冒死逃至凤翔,被唐肃宗授为左拾遗,却因直言进谏触怒皇帝,旋即被贬华州司功参军。
流亡途中,杜甫以“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系列诗,揭露战乱对底层百姓的摧残。在《石壕吏》中,老妇“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的泣诉,与“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寂静形成强烈反差,将战争的残酷推向极致。
四、草堂岁月:短暂安宁中的忧思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蜀,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草堂。这段时期,他写下大量描绘自然与田园生活的诗作,如《江畔独步寻花》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明快,与《客至》中“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质朴,展现了对平凡生活的珍视。
然而,草堂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上元二年(761年)八月,秋风卷走茅屋三重茅,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首诗从个人苦难升华为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将“诗史”精神推向巅峰。
五、夔州与晚年:漂泊中的史诗绝唱
大历元年(766年),杜甫漂泊至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他生活困顿,却迎来创作高峰。在《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以壮阔意象浓缩生命沧桑;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则将个人漂泊与时代动荡融为一体。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离夔州东下,途经岳阳楼时写下《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中既有对个人孤寂的抒写,更有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次年,他在湘江孤舟上病逝,临终前仍心系北方战事。
六、诗作遗产:不朽的“诗史”价值
杜甫的诗作题材广泛,涵盖社会政治、自然风光、亲友深情、历史古迹等。他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将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结合。其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成为研究唐代社会的“活化石”。
后世对杜甫的评价极高:苏轼称其“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鲁迅赞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的诗作被译为多国语言,对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从《春望》的亡国之痛,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狂喜,再到《江南逢李龟年》的沧桑,杜甫用一生书写了一部“诗中圣哲”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