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星空中，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如同一颗永不熄灭的恒星，以1400余首传世诗篇照亮了盛唐转衰的历史天空。这位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文学巨匠，以“沉郁顿挫”的诗风和“致君尧舜”的济世情怀，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交织，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
一、家世渊源：诗书传家的文化基因
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的京兆杜氏家族，其血脉可追溯至西晋名臣杜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其“恃才傲世”的文人风骨深刻影响了杜甫的创作性格。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母亲崔氏出自清河名门，这样的家庭环境为杜甫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少年时期的杜甫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7岁能诗，15岁扬名洛阳文坛，曾与公孙大娘弟子共赏剑器之舞，在岐王李隆范宅邸聆听李龟年清歌。这些早年经历不仅塑造了他“读书破万卷”的学识根基，更培养了对艺术与人生的敏锐感知。
二、仕途沉浮：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杜甫的仕途轨迹堪称唐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缩影。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科举落第后，他开启长达十年的“裘马清狂”漫游生活，足迹遍及吴越、齐赵。天宝三载（744年）与李白在洛阳相遇，两位诗坛巨匠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成为文学史上永恒的佳话。
天宝六载（747年），因权臣李林甫制造“野无遗贤”的政治闹剧，杜甫再次科举失利，被迫开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困守长安生涯。这段经历使他深刻洞察社会矛盾，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等揭露时弊的力作。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冒死奔赴灵武投奔唐肃宗，被授左拾遗却因直言进谏遭贬，最终彻底告别仕途，辗转流寓成都、夔州等地。
三、诗歌成就：诗史互证的文学丰碑
杜甫的诗歌创作堪称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白描手法记录了安史之乱中百姓的悲惨遭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呐喊，展现了超越个人苦难的博大胸怀；《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绝唱，将生命意识与宇宙观完美融合。
在艺术形式上，杜甫实现了诸体兼备的突破：五律《春望》、七律《蜀相》、古体诗《北征》、歌行体《秋兴八首》等，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首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体例，直接启迪了中唐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宋代文人苏轼评价：“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精准概括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
四、精神遗产：士人品格的永恒标杆
杜甫的人格魅力与其诗作同样熠熠生辉。他始终秉持儒家“仁政”思想，即便自身困顿潦倒，仍心系苍生疾苦。在成都草堂时期，他亲自耕作、与农人交往，创作出《春夜喜雨》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晚年漂泊湘江时，在《江南逢李龟年》中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含蓄笔法，寄托对开元盛世的深切追忆。
这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境界，使其成为后世文人的人格楷模。南宋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爱国情怀，清代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皆可追溯至杜甫的精神血脉。1962年，杜甫诞辰125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其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彰显其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五、后世影响：文化基因的永恒传承
杜甫的影响力早已突破文学范畴。在书法领域，他提出的“书贵瘦硬”理论影响深远；在史学研究方面，其诗作被视为“诗史”，为考证唐代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日本平安时代文人白居易集、朝鲜王朝汉诗创作，均可见杜甫诗风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