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科举场上发生一起舞弊大案，史称“南北榜案”，即著名的刘三吾科举案，又称 “春夏榜案”。
《明史》载，刘三吾，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他曾在广西躲避战乱，明朝军队攻下广西，才返归茶陵。洪武十八年，刘三吾被召到京城。此时，他已73岁。当时天下刚定，典章制度缺少，皇帝迫切希望制定礼乐制度，德高望重的老儒生纷纷去世，全部礼仪制度及三场考试选取士人的方法多由刘三吾修改审定。
洪武三十年 （1397年）春天，礼部会试，朱元璋任命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担此大任，刘三吾既心怀感激，又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召集纪善、白信蹈等考官开会，研究制定考试程序，约法三章。在考试期间，刘三吾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去考场监考。会试前后，很多亲戚朋友、同窗故旧，甚至朝中大员、皇亲国戚，打招呼、递条子、请客送礼，想让刘主考网开一面，多加关照，都被刘三吾拒之门外。
会试结束，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一字一句斟酌推敲，生怕出差错。凡是被录取的卷子，都要再阅一遍，核实无误之后，方才张榜公布。
发榜那天，在着急等待中的举子们纷纷前来观榜。细心的举子发现，榜上的51人全都是南方考生，北方举子全部名落孙山。这时突然有人说：“这次主考官是湖南人，其他考官大多也是南方人，这里肯定有幕后交易。”北方举子们群情激愤，成群结队来到礼部请愿上访，要求主考官作出解释。同时，他们联名写御状，向朱元璋告发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有意拔擢其乡人。
朱元璋大为震怒。他亲自召见刘三吾，询问情况。刘三吾一五一十，将这次科举考试的筹备、建立的规章制度、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卷过程详细地向朱元璋作了汇报。朱元璋问：“榜上的51人全部是南方人，你不觉得蹊跷和可疑吗？”刘三吾答：“皇上，试卷都是密封的，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地址，确实是按照文章的好坏而定的。”“那北方人为什么一个都没被录取呢？难道他们全都是笨蛋？”朱元璋又问。“皇上,这事也不难理解。元朝鞑子一直统治着北方，实行高压政策，文人士子们更是苦不堪言，受尽了鞑子们的摧残，哪里还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这可能就是北方举子没有上榜的原因。”刘三吾恭恭敬敬地奏答。朱元璋听了，不禁长叹：“这对北方人太不公平了，我一定给北方举子们还一个公道。”
刘三吾的解释，并没有打消朱元璋的疑虑，他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复核。于是，朱元璋传下圣旨，急召翰林院侍讲张信进宫，命他带领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等人，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上榜。
张信，浙江定海人，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侍读学士，经常直谏朝政得失。这次和张信一起复阅试卷的有六七位翰林、侍讲，他们制定了三条规定：凡参加复核的考官阅卷期间一律不准回家；不许跟任何人接触来往；不准把阅卷的消息泄露出去。如有违犯，将严加惩办。
复卷过程中，有的同僚给张信建议：皇帝这次生气，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方考生上榜，不如更换几名考生，选择成绩较好的北方举子上榜，以迎合皇上旨意。张信不同意，坚持以实际成绩定名次，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张信等人阅卷后认为刘三吾没有徇私舞弊。他向朱元璋汇报：“臣认真复阅了所有试卷，北方考生的文章确实不如南方考生写得好，不仅如此，有的考生在用词上还犯了禁忌。看来刘大人是公正的，没有营私舞弊。”并说：“科举考试应该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这是历朝历代科考的惯例，不应有地域倾向。”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认为张信没有领会自己的指示和意图。
就在此时，朱元璋又接到举报，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暗中互相勾结，在复阅试卷中做了手脚。朱元璋更加震惊，决定亲自处理这起大案。当时，北方长期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人心涣散，一直观望徘徊，用科举的手段收服北方士子之心乃是当务之急，而刘三吾、张信之流不能真正理解皇帝的良苦用心。
朱元璋下令刑部立即把张信、刘三吾以及所有考官逮捕入狱，严加追问，并下旨礼部，将这次考试的试卷全部呈报上来，由皇帝亲自审阅，定下金榜名次。
刑部在严刑逼供下终于搞出了一个600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于是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于是断然判决：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配充军，以老戍边；所选51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之后，朱元璋命翰林儒臣在落第的试卷中选择文章优秀者61人，重新廷试。这61人全为北方举子，竟无南方一人，所以又称“北榜”，也称“夏榜”。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明朝政府于洪熙元年（1425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士60%，北卷取士40%。至此，科场史上的第一舞弊案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