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将自己的气节、骨气、面子、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孟子有一句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诉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气节和内心的正义，是可以舍弃生命的。此外，他还提出过“大丈夫人格”，也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这种“气节”，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人知识分子，到了宋代，宋太祖为了革除五代以来“武人干政”的顽疾，留下祖训“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也让“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两宋成为可能。
文臣们以天下为己任，只要是他们看着不爽的事，总要与皇帝据理力争，刚猛直谏者不胜枚举，如寇准曾经拉着宋太宗的袖子不让他走，包拯直接将吐沫星子喷到宋仁宗脸上。“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死上谏君王，成为他们效忠国家、彰显气节的最高境界。
而皇帝们生气归生气，表面上还要乐呵呵的夸奖大臣们是大忠臣。所以，两宋319年，文人士大夫们与皇帝相处得比较其乐融融，南宋亡于崖山海战时，跳海殉国者多达10万之巨。
不过，到了元代，画风突变。面对在经济、文化上都远超自己的汉人，内心中充满惧怕与自卑的元朝统治者实行了四等人制度，第一等人为蒙人，第二等人为色目人，第三等人为原金朝的汉人，第四等人为原南宋的汉人(也被称为南人)。各个阶层享有不同的权益，蒙人地位最高，在诸方面享有特权。
终元一代，朝廷不授予汉人、南人高官，在朝廷中枢执掌政务、军事、监察大权的，无一汉人。在地方，最高长官称为“达鲁花赤”，该职亦由蒙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不得染指，即便任职也只能是副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文人走上仕途的捷径——科举制度，也被元朝统治者轻视或废止。元朝统治不足百年，科举制度曾经被多次废止，即便实行时也分为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
元朝统治者的种种行径，给许多德才兼备的汉人以心灵创伤。而当他们连基本的物质需求都满足不了时，哪里还能顾及更高需求层次的节操与气节呢?
所以，当朱元璋打出“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号时，必然得到了无数江南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支持。
朱元璋正好也是一位极为重视知识分子的君主。一方面，在他打天下的过程中，每到一处，都要寻访当地有名的大儒名士，收为己用;另一方面，他还严令自己的部下不得私自与知识分子的接触，这是因为他更懂得“文”与“武”结合的巨大力量。
公元1368年，当文人们喜大普奔，迎接驱逐蛮族、恢复正朔的大明王朝时，他们本以为继宋朝之后的第二个“文人春天”即将到来。
可是，他们错了。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打出了“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的旗号，并以恢复汉制为己任，但是，他似乎比自己推翻的元朝统治者更加洞悉人性，了解那些天天将“仁义礼智信”挂在嘴边上的文人士大夫们。
于是，他重新使用了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廷杖”，并第一次正式将其升级为“廷杖制度”。“廷杖制度”几乎贯穿整个明朝始终，除了永乐时期短暂废止以外，几乎每个帝王都乐此不疲，甚至直到崇祯十七年，大明亡国前夕，明毅宗都在使用。
比起置人于死地的极刑，朱元璋更乐于“廷杖”这种摧毁文人士大夫的骨气与气节的方式。
因为廷杖制度本身，不是让受刑者大医凌然的慷慨就义，而是像“鱼肉”一样躺在案板上任人宰割。
在明人的记载中，有这样关于廷杖制度的记载：“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魏叔子文集》)
关于廷杖的执行，在《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中，有非常直观的描绘。但如果从上面这则史料中，我们会发现，那还远远不够真实。
凡是廷杖的受刑者，不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袒衣露体，而且是在自己的同事、甚至是下属、学生面前受刑。这些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在廷杖的重击之下皮开肉绽，发出痛苦的哀鸣，求饶之声亦是不绝于耳。
被拷打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躯体，更是曾经不屈、尊贵的灵魂。而对于旁观者来讲，尽管不乏有人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恐怕是感同身受，一起与受刑者接受朱元璋对他们心灵的鞭策。在这场廷杖“表演”中，无论是受刑者还是观刑者，其内心都受到了“升华”，皇帝的权威则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这些曾经以“文死谏”为毕生理想的文人士大夫，还敢不对皇权产生敬畏，对朱元璋俯首听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