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御驾亲征，率领二十万精锐大军出征，与瓦刺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明军一败涂地，最终在土木堡战败投降，明英宗被俘，文武中枢全部覆灭，而此时距明成祖朱棣北伐不过二十多年。那么，还处于强盛时期的明军，为何不敌数万蒙古军呢？
宦官王振，应当要对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失败负起责任。明英宗极度宠信王振，甚至让一切军政事务都交由王振决断。然而王振并没有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他组织不当，导致前线的明军混乱不堪。王振独断专行，拒绝其他文武大臣插手军政事务，搞得众人怨声载道。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王振在退军时担心大军损坏他的庄稼，因此屡次修改行军路线，导致士兵疲惫不堪，最终被瓦刺大军追上，明朝骑兵为断后几乎全军覆没。
在选择撤退路线时，许多人一再要求撤入居庸关，然而王振却一意孤行，将残存部队带上缺水的土木堡，最终导致明军陷入包围，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尽管有许多人认为王振不过是替明英宗背锅，但王振一路上指挥失误，他作为指挥者对于这场战争的失败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王振错误的指挥并不是明军惨败的唯一原因，明英宗的仓促准备亦为明军的失败埋下伏笔。明英宗朱祁镇热衷于指挥战争，但他的指挥能力却远不及他的先祖。在土木堡之变前，明英宗刚刚指挥数十万明军进攻西南叛乱的麓川土司，尽管明军损失惨重，但明英宗还是因为成功平定叛乱而觉得自己堪比先祖。
瓦刺统帅也先犯边以后，明英宗跃跃欲试，他坚持御驾亲征，且极为仓促的集结部队。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只用了两天，不仅粮草没有备齐，就连明军编制都十分混乱，一路上军纪松弛，明英宗甚至被迫下诏要求文武百官整顿军纪。这样的军队，如何是蒙古人的对手？
而更致命的是，明英宗不仅没有指挥能力，还刚愎自用。明朝文官集团势大，明英宗希望用这场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同时进行权力清洗，从官员们手中夺回实权，为此明英宗将权力全部交给自己的心腹太监王振。然而不管是王振还是明英宗，都不擅长指挥军队，可是朱棣留下的众多贤臣却无法参与军政事务。《明史》记载；“也先入犯，振导英宗亲征，辅从行，不使预军政。辅老矣，默默不敢言。”实际上不是张辅等人不敢言，而是不能言，明英宗已经将他们踢出权力中心。明英宗带上他们不过是顾及面子，实际上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权，这就导致明军在溃不成军时，却没有一位大臣能站出来力挽狂澜。
而且，明军号称二十万精锐，但其中水分极大。在土木堡之变前，西南麓川土司掀起叛乱，明英宗命京营大军与九边精锐前去平定。不久以后福建又发生叛乱，神机营主力前往平定。这两场战争历时数年，明军虽然平定叛乱，但也损失惨重。
明朝羁縻卫所制度的衰败，也是明朝失败的原因。明朝的边境政策本就存在问题，朱棣借用朵颜三卫时又承诺将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封给他们，这就导致明朝北部的防御线出现缺口。而且明朝的“羁縻卫所”制度在明成祖时就已经逐渐衰落，明英宗继位以后，长城以北的许多土地被明朝放弃，卫所南迁，明朝失去了重要的战略纵深，只能依靠长城进行防守。
同时，瓦刺在朱棣北伐以后迅速发展起来。明成祖的北伐虽然让瓦刺损失惨重，但终究没有彻底解决瓦刺，当明军退军以后，瓦刺再次活跃在明朝北方。在朱棣时期，蒙古存在鞑靼和瓦剌两个势力，而明朝又增添了朵颜三卫。此时的明朝相当于主宰者，这三股势力必须达到平衡，谁的势力一旦过于强大，明军就会插手进行削弱。鞑靼和瓦剌以及兀良哈陷入内斗，自然无法对明朝形成威胁。然而在明英宗时期，明朝的北方势力不断收缩，瓦刺趁机坐大。可是明英宗由于数次小规模冲突中明军的胜利，而对瓦刺非常轻视，最终中了瓦刺的计谋。
当明军行至大同时，瓦刺佯装撤退，镇守太监郭敬报告瓦刺是为引诱明军深入，然而王振与明英宗依旧一意孤行，坚持北进。前线明军战败以后，明英宗与王振慌乱撤退，却数次更改行军路线，最终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刺军切断土木堡水源，明军饥渴难耐。也先派遣使臣诈和，并主动撤退，明英宗竟不疑有他，王振则下令移营就水。
当士兵们接近河边以后，一拥而上，混乱不堪。瓦刺军趁机突袭，明军溃不成军，死于踩踏者不计其数。《天顺日录》当中记载：“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
最终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愤怒的明军杀死，张辅等五十二名大臣都死于乱战当中。这一战导致明军损失惨重，文武中枢全部覆灭，亲历战争的大臣李贤悲叹道：“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可以说，如果不是于谦在北京率领守军与蒙古死战，明朝极有可能与北宋一样，突然覆灭。
因此，土木堡之变中明军的惨败，不是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必然。明英宗的自大，王振的愚蠢，明军的衰败，都要为这场失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