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称帝后，以“为关羽报仇”为名发动夷陵之战。在这场关乎蜀汉国运的战役中，刘备却将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赵云留在江州（今重庆），这一决策引发后世诸多猜测。结合《三国志》《云别传》等史料记载，刘备此举实为多重战略考量的结果，既包含对赵云个人特质的信任，也暗含对蜀汉内部权力结构的平衡。
一、政治立场的分歧：谏阻伐吴的必然结果
赵云与刘备的矛盾始于对伐吴战略的根本分歧。当刘备宣布东征计划时，赵云直言上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他主张延续诸葛亮《隆中对》中“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认为此时攻吴不仅违背战略初衷，更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这种清醒的政治判断与刘备“兄弟情义高于一切”的冲动形成鲜明对比。
《云别传》记载，刘备对赵云的劝谏“不听，遂东征”，但并未直接贬斥，而是将其调离决策核心，任命为江州都督。这一安排既是对赵云忠诚度的考验——若其真心反对伐吴，留在身边可能引发军心动荡；也是对谏言的隐性回应：通过地理隔离降低赵云对东征决策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在秭归战败后，正是赵云率军进驻永安（白帝城），形成对吴军的战略威慑，证明其军事才能仍被刘备所倚重。
二、军事地理的布局：江州作为战略支点的价值
江州地处长江上游，是连接益州与荆州的关键枢纽。刘备将其交给赵云，实为构建三重防御体系：
后方稳定器：江州控制着蜀汉东部门户，赵云在此可监控荆州方向动向，防止孙权趁虚而入。夷陵之战期间，曹丕曾派曹休、张辽等名将佯攻洞口，赵云的存在使吴军不得不分兵防范，客观上减轻了刘备主力的压力。
机动预备队：当刘备在秭归战败退守永安时，赵云率军从江州迅速增援，形成第二道防线。这种快速反应能力，源于江州“控带二川，俯瞰三巴”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蜀汉东部战区的战略纵深。
政治象征物：任命赵云这种元老级将领镇守江州，向内外传递出“蜀汉根基稳固”的信号。相较于年轻将领，赵云的资历与威望更能稳定军心，尤其在刘备亲征期间，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潜在叛乱势力的威慑。
三、权力结构的平衡：制约李严的潜在考量
刘备托孤时，除诸葛亮外，李严被任命为辅政大臣，统内外军事。这一安排暗含对蜀汉内部派系的平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李严则属于东州集团（原刘璋旧部）。而赵云虽出身冀州，但长期与荆州集团关系密切，其镇守江州可形成第三方制衡力量。
从时间线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时，赵云已任翊军将军，与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并列。但到章武元年（221年）称帝时，赵云却未获重号将军衔，仅以杂号将军督江州。这种“明降暗升”的安排，既避免赵云因资历过深威胁诸葛亮权威，又通过实际军权赋予其制衡李严的潜在能力。正如《三国志》所言：“云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这种稳健的军事风格，恰是制约李严这种“性矜高”将领的最佳人选。
四、历史经验的借鉴：刘备的用人哲学
刘备用人向来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赵云在益州平定后，曾以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为例，劝谏刘备将田宅归还百姓，展现其“仁者之勇”；在汉水之战中，以“背水列阵”之计大破曹军，彰显其“智者之谋”。这种“勇而有谋，忠而不愚”的特质，使刘备对其始终保持信任。
然而，刘备也深谙“功高震主”的道理。关羽、张飞因与刘备“恩若兄弟”，其地位难以撼动；而赵云作为“股肱之臣”，若长期参与核心决策，可能引发权力失衡。将赵云外放江州，既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防范——正如他后来对刘封“刚猛难制”的担忧，刘备对权力传承的谨慎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