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41年，一场席卷镐京的“国人暴动”将周厉王逐出王宫，中国历史由此开启了一个特殊篇章——共和行政。这一持续十四年的过渡性政权，不仅填补了周王室权力真空，更以“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的独特地位，成为研究早期国家治理的关键样本。其背后交织的权力博弈、制度创新与思想碰撞，至今仍折射出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
一、权力真空下的制度实验：两种共和模式的并存与博弈
共和行政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填补周王出奔后的权力真空。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周厉王被逐后，朝政由“周定公与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这两位执政大臣分别来自周公、召公两大世袭贵族家族，其先祖周公旦与召公奭曾辅佐武王伐纣，家族势力根深蒂固。在宗周无主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二相共和”模式维持了政权运转，这种贵族集体执政的方式，既延续了西周初年的分权传统，又避免了单一权臣篡位的危险。
然而，另一种观点在《竹书纪年》等文献中留下痕迹：共伯和“干王位，摄行天子事”。共伯和是共国（今河南辉县）诸侯，其家族在周王室东迁过程中崛起，可能通过军事支持或政治联姻获得摄政资格。这种“共伯干政”模式，实质是地方诸侯介入中央权力的尝试，与“周召共和”形成鲜明对比。两种说法的并存，反映出共和行政时期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它既是贵族集体决策的产物，也包含着诸侯势力渗透的隐患。
二、制度创新：从“家天下”到“共治”的治理突破
共和行政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突破了西周“家天下”的传统框架，开创了多元共治的先河。在周召共和模式下，周定公与召穆公通过分工协作实现权力制衡：周定公主管军事与外交，召穆公负责内政与司法，这种职能划分既延续了西周“世卿世禄”的官僚体系，又通过集体决策避免了个人专断。例如，在处理“国人暴动”后续问题时，召穆公将自家儿子交出顶替太子静（周宣王），以平息民众愤怒，这种牺牲家族利益维护政权稳定的行为，体现了贵族政治的责任感。
同时，共和行政时期还出现了早期“宪法”的萌芽。据《吕氏春秋》记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归矣”，暗示其通过颁布政令、整顿吏治等方式重建统治秩序。这些政令虽未形成系统法典，但已具备“约法三章”的性质，为后续周宣王“中兴”奠定了制度基础。更关键的是，共和行政确立了“权力来源于共识”的治理逻辑——无论是贵族集体执政还是诸侯摄政，其合法性均依赖于各方势力的妥协与认可，这种逻辑深刻影响了中国后续的政治文化。
三、历史回响：共和行政的遗产与启示
共和行政的影响远超其十四年的存续时间。首先，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纪年”的起点。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共和元年（前841年）为基准，上溯夏商周历史，下连秦汉以降，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编年史体系。这种历史叙事的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而共和行政正是这一传统的开端。
其次，共和行政为后世提供了“共治”的政治范本。东汉“党锢之祸”后，士大夫集团通过“清议”影响朝政；唐朝“牛李党争”期间，宦官势力与文官集团形成制衡；甚至近代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内部也出现过类似“共和”的权力分配模式。这些历史现象虽与西周共和行政的具体形式不同，但其核心逻辑——通过多元势力博弈维持政权稳定——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