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告御状我们大家也不陌生，现在很多古代的影视剧都会出现专门描写平民告御状的煽情镜头。明太祖朱元璋则规定，庶民的冤情，可直接向皇帝反映，官员不得阻拦。清初，勤政的康熙多次深入民间，探访民间，民众告御状的机会自然不少，但这样体察民情的皇帝毕竟不多，因此，告御状对民众而言，大多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经历。
顺治康熙年间，由于清廷还保留着强烈的游牧民生活气息，每年都要到木兰园北部打猎，史称“木兰秋狩”。常有百姓来告御状，便到门前敲鼓，或在皇帝往来的路上拦车告御状。由于臣民的告密，大多是土地分配不均的小事，令皇帝感到厌烦。
乾隆皇帝曾经说过：“民人果有冤，地方巡抚等官员尽其所能伸冤。今天因朕出游，纷纷控告，但希图幸准，速告其冤”。而那时守卫的态度逐渐严厉，守卫不肯接受鼓声，靠敲门告状的处罚也越来越严厉。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不同于今天的法治社会，它有着非常完善的司法程序。普通人可以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提出申诉。实际上，古代告示的费用还是很高的，不像现在的交通通讯技术那么发达，自己步行或骑马去京城，没有一定的毅力和金钱也办不到。
据说，这是对含冤之人下地狱的一个考验。据许多野史记载，如果百姓有重大冤情，可以上高官或者直接向皇上申诉，但是在申诉之前，必须经过严厉的惩罚，这是对自己是否冤情的检验。一般而言，到刑部申冤或当众拦轿都是先掌嘴五十，若要敲前鼓，则是滚钉子，而且要把诉状的内容写在滚动板上，一个字也不能弄错才可以受理。有一项附加条款规定，如果民事诉讼不成功，将被判有罪。
但是对这种制度其实是对平民的一种折磨，平民要想告赢御状是很困难的，不但费力不少，还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统计，清朝末期，告御状纠错的效率越来越低。一件御状案件，少则三年二年，多则十年二十年才可结案。到光绪年间，关于“近几年各省御状，未见平反之例”，极为普遍。想想看，普通百姓告御状，几乎都是拿自己的性命去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