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581-61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启盛唐的关键朝代，其统一与强盛离不开一批文武兼备的功臣。在开国元勋中，高颎与杨素常被并称为“隋朝双璧”，但关于二人谁才是“第一功臣”的争议，始终贯穿于历史评价与民间叙事之中。
一、政治贡献：高颎的“制度奠基者”角色
高颎（541-607年）的功绩集中于隋朝初期的制度构建。作为隋文帝杨坚最信任的谋士，他主导了三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输籍定样法：针对南北朝以来豪强隐匿人口、逃避赋税的顽疾，高颎将全国户口按资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户多缴税，下等户少缴税。此法直接导致隋朝户口从开皇初年的400万户激增至大业二年的890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超一倍。
律法革新：他主持编纂《开皇律》，废除北周的鞭刑、车裂等酷刑，确立“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刑体系，并允许百姓逐级上访伸冤。这部律法成为后世唐律的蓝本。
都城规划：长安旧城因战乱破败，高颎监制大兴城（今西安）建设，其“里坊制”布局影响后世千年，唐长安城即在此基础上扩建。
高颎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平衡门阀势力上。他虽出身关陇集团，但通过举荐苏威、贺若弼等山东、江南士人，打破了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为隋朝统治基础注入新活力。
二、军事功绩：杨素的“灭国级”战绩
杨素（544-606年）的军事才能堪称隋朝“战神”，其功绩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灭陈之战：作为隋灭陈战役的总指挥，杨素采用“水陆并进”战术，率战船千艘顺江而下，攻克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切断陈军退路。此战中，他统领的隋军以“夜袭”战术突袭陈军大营，俘虏陈后主陈叔宝，终结了南朝270年的分裂局面。
北击突厥：大业五年（609年），杨素率10万精骑在灵州（今宁夏灵武）与突厥可汗达头对阵。他故意示弱后退，诱敌深入后突然反击，打得突厥铁骑“号哭而去”，此战被《隋书》誉为“自汉以来未有之胜”。
平定江南叛乱：开皇十年（590年），江南士族发动叛乱，杨素率军镇压，其“分兵合击”战术三个月内平定三州十六郡，彻底巩固了隋朝对南方的统治。
杨素的军事风格以“狠辣”著称，他治军严明，曾因士兵靴子不整而斩杀百余人，但这种铁腕手段也造就了隋军“所向无前”的威名。
三、制度革新：高颎的“隐形贡献”更深远
若以制度影响力论，高颎的贡献更具根本性：
科举制的雏形：高颎建议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改以“考试取士”，虽未完全摆脱门阀影响，但为唐代科举制奠定了基础。
三省六部制的完善：他推动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分权制衡，使隋朝行政效率远超前代，这一制度被唐朝沿用并完善。
经济改革：除输籍法外，高颎还推行“均田制”，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减轻徭役，使隋朝“开皇之治”时期粮食储备足够全国食用50年。
相比之下，杨素的改革多集中于军事领域，如完善府兵制、修建驰道等，虽对巩固边疆有重要作用，但未触及国家治理的核心层面。
四、历史结局：功高震主的悲剧共性
高颎与杨素的最终命运，折射出隋朝皇权与功臣集团的深刻矛盾：
高颎之死：因反对隋文帝废太子杨勇，高颎于开皇十九年（599年）被贬为庶人。隋炀帝即位后，他因一句“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指独孤皇后干政）被诬谋反，于大业三年（607年）被杀。
杨素之殇：杨素虽在隋炀帝时期官至司徒、楚国公，但因功高震主遭猜忌。大业二年（606年），他病重时隋炀帝派御医“送药”，实则暗藏毒药，杨素识破后拒绝服用，最终绝食而亡。
二人的悲剧结局，既源于皇权对功臣的防范，也与他们未能及时调整政治立场有关。高颎坚持“忠君不谄臣”的原则，杨素则陷入“功高难赏”的困境，最终都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五、历史评价：功能差异决定功臣定位
后世对高颎与杨素的评价，实质是对“文治”与“武功”价值的权衡：
高颎：被《隋书》誉为“当朝师表，一代楷模”，其改革使隋朝“混南北为一区”，为唐朝盛世奠定基础。唐代史学家认为“高颎不死，隋不至二世而亡”。
杨素：虽被《隋书》批评“奢靡冠于一时”，但唐代诗人李贺仍赞其“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肯定其军事才能。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则指出：“杨素之才，足定乱世，不足安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