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樊哙与刘邦的关系犹如一幅色彩浓烈却又暗藏波折的画卷。樊哙既是刘邦的救命恩人，又是其妹夫，然而，在刘邦临死前，却下达了诛杀樊哙的命令，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背后，隐藏着复杂而深刻的政治权力博弈。
生死与共：樊哙的功绩与情谊
樊哙出身寒微，早年以屠狗为业，但他凭借着勇猛无畏的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刘邦的起义军中崭露头角。鸿门宴上，樊哙的英勇表现堪称经典。当时，刘邦面临着项羽的巨大压力，形势岌岌可危。范增指使项庄在宴席上舞剑，意图刺杀刘邦，刘邦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良急忙走出营门告知樊哙，樊哙听闻后，二话不说，直接冲入帐内。他手持盾牌，如猛虎下山般闯入，其勇猛之势引起了项羽的重视。项羽持剑站起询问状况，樊哙毫不畏惧，大声回应自己是刘邦的侍卫。项羽见樊哙勇猛，对其十分欣赏，赏赐他酒肉。樊哙一把拿过酒肉，很快吃光，展现出豪爽的气概。他还巧妙地为刘邦说话，指出刘邦进入咸阳后秋毫无犯，退回霸上等待大王到来，派出将领守卫函谷关只是为了防备意外情况。项羽听后并未直面回答，让樊哙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找了个借口带着樊哙逃出楚军营帐返回自己驻地，张良则留在营帐内和项羽谢罪，项羽并未让人前去追杀刘邦。可以说，没有樊哙的强行闯入和机智应对，刘邦很可能命丧鸿门宴，樊哙也因此成为了刘邦的救命恩人。
此后，樊哙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在楚汉之争以及平定异姓王叛乱等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讨伐章邯、赵贲，在对楚战争中屡立战功，为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称王后，为感樊哙救命之恩，让他一直跟随在自己身边，进入汉中。樊哙也因军功加封为舞阳侯，成为刘邦麾下最勇猛的战将之一，深受刘邦的信任和重用。
权力隐患：皇权与外戚的潜在冲突
樊哙与吕后家族关系密切，他娶了吕后的妹妹吕媭为妻，这使得他成为了吕氏外戚集团的核心成员。刘邦晚年，吕后已经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她参与诛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刘邦本人宠爱戚夫人，欲废太子刘盈（吕后之子）改立赵王刘如意（戚夫人之子），这引发了激烈的“易储之争”。樊哙作为吕后的亲妹夫，且手握军权，时任左丞相，曾率军平定燕王卢绾叛乱，自然被视为吕氏集团的军事支柱。
刘邦深知，一旦自己去世，吕后可能会凭借其强大的外戚势力掌控朝政。而樊哙作为吕氏集团的重要成员，若与吕后合谋，极有可能威胁到戚夫人母子的安全以及刘氏皇权的稳定。刘邦担心自己死后，樊哙会领兵诛杀戚夫人和刘如意，改立太子的计划也将彻底失败，刘氏江山可能被吕氏篡夺。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皇权与外戚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刘邦为了确保刘氏江山的传承，不得不考虑剪除这一潜在隐患。
临终决断：刘邦的无奈与猜忌
公元前195年，刘邦病重不起，燕王卢绾反叛的消息传来，刘邦派樊哙率军前去平叛。樊哙前脚刚走，就有人向刘邦进谗言，称“樊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欲以兵尽诛戚氏、赵王之属”。这番话直接触怒了刘邦，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若不遏制吕后集团，皇权可能落入外戚手中。于是，刘邦紧急派陈平、周勃前往军中，命令他们“即军中斩哙”，试图在临终前清除吕氏集团的军事羽翼。
刘邦的这一决定，既是对皇权稳定的担忧，也是对功臣集团的一种猜忌。汉初，刘邦对功臣集团的清洗本就具有连续性，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先后被杀。尽管樊哙是“丰沛元从”集团的核心成员，且无明确谋反证据，但帝王对功高权重者的猜忌从未消除。樊哙长期担任将领，军功显赫，又与皇权最核心的外戚集团深度绑定，其身份的双重性（功臣 + 外戚）使他成为刘邦眼中威胁皇权稳定的高危人物。在“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背后，刘邦对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势力都保持警惕，诛杀樊哙可视为这一逻辑的延续。
命运转折：未竟的诛杀与历史影响
陈平、周勃接到命令后，深知刘邦这个决定可能过于冲动，且吕后势力已难以撼动。他们担心若立即执行诛杀，日后刘邦懊悔，自己会被责怪；若不执行，又可能得罪刘邦。经过一番合计，他们决定夺取樊哙的军权，由陈平押樊哙回京由皇帝亲自处理。当他们到达军营后，相互配合，顺利夺取了樊哙的兵权，将其押上囚车，送回京城。
然而，命运弄人，陈平、樊哙返回长安途中，得知刘邦驾崩，吕后成为大汉王朝的实际掌权人。陈平内心一惊，庆幸自己没有杀樊哙，否则以吕后的手段，自己必死无疑。他必须迅速返回长安，向吕后解释清楚。返回长安后，陈平凭借自己的口才，让吕后原谅了自己，随即将樊哙放出，官复原职。
这一事件凸显了汉初皇权过渡中的外戚与皇权、功臣与帝王的复杂矛盾，也为吕后专政埋下了伏笔。刘邦的举动虽因猜忌和权力斗争而起，却未能真正遏制吕氏集团，反而加速了汉初宫廷政治的波谲云诡。樊哙的命运转折，成为了汉初政治史中“皇权—外戚—功臣”三角关系的典型注脚，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权力面前，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