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东西方版图上，乾隆皇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分别统治着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尽管两人从未直接对话，但通过外交争端与文化互动，叶卡捷琳娜对乾隆的复杂评价逐渐浮出水面——这位东方君主在她眼中既是“目空一切”的对手，也是其扩张野心必须跨越的屏障。
一、阿睦尔撒纳事件：信任破裂的导火索
1757年，准噶尔部叛乱头目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逃亡沙俄。尽管《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不得收容逃犯，叶卡捷琳娜仍公然庇护阿睦尔撒纳，甚至为其提供军事支持。乾隆多次严正交涉，要求引渡阿睦尔撒纳，但沙俄始终拖延，直至其病死仍拒绝交出尸体验明正身。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乾隆，他下令关闭恰克图互市，重创俄国对华贸易。
叶卡捷琳娜对此事的反应，折射出她对乾隆的初始印象：“目空一切”的东方独裁者。她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抱怨：“中国人自恃强大，竟敢以贸易禁运威胁我们，这种傲慢令人难以忍受。”这种评价源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根本分歧——乾隆坚持“朝贡体系”下的宗主权威，而叶卡捷琳娜则以“欧洲大国”自居，试图通过东正教传教士团和军事威慑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力。
二、土尔扈特东归：文明傲慢与生存意志的较量
1771年，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毅然东归。叶卡捷琳娜闻讯震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遂派哥萨克骑兵追击，并致书乾隆要求拒绝接纳。乾隆以强硬态度回绝：“若尔等不从我言，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最终，七万土尔扈特人成功回归，乾隆将其视为“天朝威德”的象征，而叶卡捷琳娜则将此事视为对俄国权威的挑衅。
这一事件深化了叶卡捷琳娜对乾隆的负面评价。她认为乾隆的决策是“好大喜功的虚荣表现”，甚至在私人信件中讽刺：“这位东方皇帝宁可牺牲边境稳定，也要满足其‘万邦来朝’的虚荣。”然而，她也不得不承认，乾隆的坚定立场迫使俄国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在第五次俄土战争消耗大量国力后，叶卡捷琳娜最终选择放弃武力干预，转而通过经济手段施压。
三、文化镜像：傲慢背后的相互审视
尽管政治立场对立，叶卡捷琳娜对乾隆的文化成就却表现出矛盾态度。她曾在圣彼得堡建造“中国宫”，收藏青花瓷与丝绸，并组织翻译《大清会典》，试图通过了解中国制度巩固自身统治。然而，这种文化兴趣并未转化为政治尊重。在写给伏尔泰的信中，她直言：“中国人只是一些粗鲁而缺乏教养的人，他们的文明不过是用华丽包装的野蛮。”
这种评价反映了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复杂认知：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将中国视为“理性与秩序”的典范；另一方面，叶卡捷琳娜等实权统治者更关注中国的实际威胁。她曾对近臣表示：“乾隆的帝国就像一座用瓷器搭建的宫殿，看似华丽却脆弱不堪。”这种判断源于她对清朝内部矛盾的观察——乾隆晚年，白莲教起义已初现端倪，而恰克图闭市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迫使俄国不得不保持克制。
四、未竟的交锋：历史遗憾与现实启示
乾隆与叶卡捷琳娜的“隔空对话”，本质上是两种扩张模式的碰撞：清朝通过“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巩固边疆，俄罗斯则以殖民拓荒模式掠夺领土。叶卡捷琳娜曾构想“东征中国”的计划，甚至在1763年命令诗人罗蒙诺索夫创作战争檄文，宣称要“制服中国人的傲慢”。然而，西伯利亚原始的道路状态、落后的后勤能力，以及欧洲战场的牵制，最终使这一野心化为泡影。
1796年，两位帝王在同一年去世，他们统治的帝国却走向不同命运：清朝因闭关锁国逐渐落后，俄罗斯通过彼得大帝改革跻身欧洲列强。叶卡捷琳娜对乾隆的评价，最终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警示——傲慢与偏见无法掩盖文明交流的必然，而真正的强者，终将在对话中寻找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