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文坛与政坛的星空中，韩愈与崔群犹如两颗相互辉映的星辰，他们的交往跨越了文学与政治的边界，以真挚的情感与共同的理想谱写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知己传奇。这段关系不仅见证了中唐时期士人阶层的精神追求，更成为后世衡量君子之交的典范。
一、科举同榜：命运交织的起点
贞元八年（792年），长安贡院内，25岁的韩愈与21岁的崔群同登进士第。这场科举考试汇聚了刘禹锡、柳宗元等日后文坛巨擘，而韩崔二人的缘分尤为特殊。韩愈在《与崔群书》中追忆：“自初登第，及今十七年，其间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然惟崔君一人。”这种超越普通同窗的情谊，源于两人对儒家“道统”的共同坚守——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崔群则以清正廉洁著称，其选拔人才时“公允持正”的作风，与韩愈“唯才是举”的理念不谋而合。
科举放榜后，韩愈首入长安便与崔群建立联系。当时韩愈因家境贫寒，常在长安各处游历，而崔群出身清河崔氏小房，虽为名门之后，却无纨绔之气。两人常在长安城南的乐游原上论道，韩愈曾作《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赞崔群：“唯君与我同怀抱，锄去陵谷置平坦”，将崔群视为精神上的同行者。
二、宦海浮沉：生死相托的见证
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潮州刺史。当死刑诏书下达时，朝中大臣纷纷噤声，唯有崔群挺身而出。他在《论韩愈不宜诛奏》中写道：“非内怀感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这份冒着触怒龙颜风险的奏章，最终使韩愈免于极刑，改判潮州。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担当，源于两人二十年来建立的深厚信任。
崔群的仕途亦充满波折。元和十二年（817年）他拜相后，因反对皇甫镈为相被贬湖南观察使，后又遭节度副使王智兴驱逐。韩愈闻讯后作《寄崔二十六立之》，以“友朋惨别离”表达关切。当崔群被贬武宁军节度使时，韩愈正任吏部侍郎，虽无法直接施以援手，却在信中反复叮嘱“珍重自爱，慎饮食，少思虑”，将士大夫间的关怀化作生活细节的叮咛。
三、文道互鉴：思想共鸣的升华
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主张“文以载道”，而崔群则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他在主持科举时，打破门第限制，以才学取士，使寒门士子如白居易、元稹得以崭露头角。这种选拔制度与韩愈《师说》中“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形成呼应。
崔群的政论文章亦受韩愈影响。其《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镈疏》以犀利笔锋剖析时弊，文风质朴雄健，与韩愈《论佛骨表》的刚直气节一脉相承。两人虽一个在文坛开宗立派，一个在政坛整顿吏治，却共同践行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韩愈在《与崔群书》中盛赞崔群：“明白淳粹，辉光日新”，将其视为道德与文章的双重标杆。
四、身后影响：精神遗产的延续
韩愈去世后，崔群主持了其《昌黎先生集》的编纂工作，并在序言中写道：“公之文，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这种评价不仅是对文学成就的肯定，更是对两人精神共鸣的追忆。崔群晚年退居洛阳时，常与门生讲学，其教育理念与韩愈“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观如出一辙。
这种思想传承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宋代苏轼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将崔群列入“元和名相”之列；明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崔群之相业，虽不及房杜，然其清正，足为士林楷模。”两人关系超越了个体交往，成为中唐士大夫阶层“以文会友，以道相交”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