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韩愈在《师说》中提及的“六艺经传”，不仅是中国古代士人教育的核心内容，更承载着儒家思想传承的千年脉络。其中“六艺”一词，既是周代贵族教育的实践指南，又是汉代经学体系的核心文本，其内涵的演变折射出中华文化从技能培养到理论建构的深刻转型。
一、从实践技能到经典文本：“六艺”的双重内涵
“六艺”在先秦时期特指周代贵族教育体系中的六种实践技能：礼（礼仪规范）、乐（音乐舞蹈）、射（射箭技术）、御（驾驭战车）、书（文字书写）、数（数学计算）。这一体系以《周礼·保氏》为纲，要求贵族子弟掌握“五礼”（吉、凶、军、宾、嘉）、“六乐”（云门、大咸、大韶等古乐）、“五射”（白矢、参连等射技）、“五御”（鸣和鸾、逐水车等驾车术）等具体技能。例如，射箭需达到“白矢”（箭穿靶而发白）的精准度，驾车需掌握“过君表”（经过天子表位时致敬）的礼仪规范，这些技能既是军事训练，也是身份象征。
至汉代，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六艺”的内涵发生根本性转变。孔子整理传授的六部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尊为“六经”，亦称“六艺”。这一转变源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界定：“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汉代学者将“六艺”与儒家道统绑定，使其从实践技能升华为思想经典。例如，《诗经》收录西周至春秋的诗歌，兼具文学价值与道德教化功能；《尚书》记载上古政治文献，成为治国理政的参考；《春秋》以鲁国编年史为载体，蕴含“微言大义”的褒贬笔法。
二、六部经典的构成：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石
“六艺经传”中的“六艺”，特指以下六部儒家经典：
《诗》：即《诗经》，收录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类，反映周代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孔子曾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书》：即《尚书》，记载虞、夏、商、周四代君主的政治文献，如《尧典》《禹贡》等，体现“民惟邦本”的治国思想。
《礼》：包括《仪礼》（记载礼仪仪式）、《周礼》（描述国家机构设置）、《礼记》（阐释礼仪理论），三者共同构建社会等级与行为准则。
《乐》：原为音乐理论典籍，涵盖乐律、乐舞等内容，主张“礼乐相济”以教化民心。汉代以后《乐经》失传，但“六艺”概念仍保留其名。
《易》：即《周易》，包含六十四卦与卦爻辞，探讨宇宙规律与人生哲理，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影响深远。
《春秋》：鲁国编年史，由孔子修订，以“一字寓褒贬”的笔法记录历史事件，成为后世“春秋笔法”的源头。
三、经传关系：经典文本与解释体系的互动
“六艺经传”中的“传”，指解释经典的著作。例如：
《春秋左氏传》补充《春秋》的历史细节，如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的背景；
《诗经毛氏传》解析诗歌含义，如将《关雎》解读为“后妃之德”；
《易传》系统阐释《周易》的哲学思想，提出“太极生两仪”的宇宙生成论。
经与传的关系可概括为“经为体，传为用”：经典文本提供思想内核，传注著作则通过历史诠释、哲学发挥等方式，使经典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例如，汉代董仲舒以《春秋》为依据提出“天人感应”论，宋代朱熹通过《诗集传》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均体现了传注对经典的创造性转化。
四、历史演变：从周代教育到唐代科举
“六艺”内涵的演变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
周代：作为贵族教育体系，“六艺”服务于军事统治与社会治理，如“射”“御”培养武士，“书”“数”训练文吏。
汉代：随着“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六艺”成为经学核心，太学以“五经博士”教授经典，士人需“通五经贯六艺”方可入仕。
唐代：科举考试设“明经科”，以“六艺经传”为考题，韩愈《师说》中“六艺经传皆通习之”的表述，正是对这一教育传统的呼应。
宋代以后：尽管“六艺”概念逐渐被“四书五经”取代，但其涵盖的经典文本仍构成儒家思想的正统来源，影响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