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出公，这位春秋末年的晋国君主，其死亡时间在史籍中竟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史记》称其死于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奔齐途中，《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为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奔楚时身亡，而《今本竹书纪年》又将时间延后至出公二十三年（前452年）。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本战争”，不仅关乎一个君主的生死年份，更折射出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公室与权臣势力博弈的残酷真相。
一、史籍矛盾：时间与路线的双重争议
1. 《史记》的简略叙事与时间错位
司马迁在《晋世家》中以“出公十七年，奔齐，道死”九字概括晋出公结局，却将知伯被灭与出公逃亡强行并列为同一年（前458年）。这种“道德化叙事”忽略了权力博弈的复杂性——知伯于前455年率韩、魏围攻赵氏根据地晋阳，至前453年方被赵、韩、魏三家联手击败。司马迁为突出三卿“叛逆”，竟将出公在位时间少算五年，导致时间线严重错位。
2. 《竹书纪年》的实证修正
《古本竹书纪年》作为战国史官实录，明确记载“晋出公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出公奔楚，道死”。这一记载与考古发现高度吻合：楚惠王时期（前488年—前432年）确有晋国贵族流亡集团抵达郢都，时间恰好对应前452年晋出公逃亡。而《今本竹书纪年》虽将时间延至“二十三年”，但新增的“卒于栾”地点，实为调和《史记》与古本矛盾的折中之说。
二、权力博弈：逃亡背后的政治真相
1. 晋国公室的最后挣扎
晋出公继位时，晋国公室仅剩绛城周边百里之地，而韩、赵、魏各自掌控数万平方公里封地。出公十七年（前458年），智伯联合赵、韩、魏灭范氏、中行氏，瓜分其地。此举彻底激怒晋出公，他试图借齐、鲁之力讨伐四卿，却未料四卿抢先动手——赵氏军队甚至攻入晋国宗庙所在地绛城，迫使出公踏上逃亡之路。
2. 楚国方向的战略选择
相较于《史记》“奔齐”的记载，《竹书纪年》“奔楚”之说更具合理性：一方面，楚国此时正与吴国争霸，急需北方盟友；另一方面，晋国公室与楚国存在历史渊源——晋文公重耳曾流亡楚国，其“退避三舍”典故即源于此。晋出公选择南下，实为寻求楚国军事庇护，以图复国。
三、死亡之谜：病逝、暗杀还是权力牺牲？
1. 颠沛流离中的身体崩溃
晋出公逃亡时已年过五旬，在春秋时期属高龄君主。从绛城至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的千里逃亡路上，既要躲避四卿追兵，又需穿越秦岭-淮河防线，其身体状况可想而知。结合《史记》“道死”的模糊记载，晋出公极可能因长途奔波引发疾病而亡。
2. 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更深层的可能性是，晋出公之死实为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四卿虽驱逐出公，但若其成功抵达楚国，必将成为楚国干涉晋国内政的旗帜。因此，四卿极可能在出公逃亡途中暗中截杀，再伪造“病逝”假象。这种“政治谋杀”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如后来的楚考烈王之子熊完即被春申君暗害。
四、历史回响：晋出公之死与三家分晋
晋出公的死亡，标志着晋国公室彻底失去翻盘机会。其死后，四卿立晋昭公曾孙骄为君（即晋哀公），但实权已完全旁落。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晋出公的悲剧，本质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终极体现——当公室失去军事控制权，即便贵为君主，也不过是权臣手中的提线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