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科举史上，黄士俊“鸭蛋状元”的轶事广为流传。这位明代万历三十五年状元因家境贫寒，向岳父借盘缠赶考时仅获两个咸鸭蛋，幸得仆人私房钱资助才得以成行。这段故事不仅让黄士俊的岳父成为民间“势利眼”的典型，更引发后世对其道德品性的追问：这位拒绝资助女婿的岳父，究竟算不算坏人？
一、民间叙事中的“恶岳父”形象
黄士俊的岳父在民间传说中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吝啬势利者。据《顺德老士俊，宰相状元郎》等史料记载，当黄士俊衣衫褴褛登门求助时，岳父正在宴客，却连客厅都不让他进，仅命仆人塞给两个鸭蛋便将其打发。这种行为与《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范进的欺凌形成互文，强化了其“嫌贫爱富”的负面形象。更耐人寻味的是，黄士俊高中状元后，以《鸭春》为题撰写八股文痛斥岳父，文中引经据典、锋芒毕露，将私人恩怨升华为对世态炎凉的批判，进一步固化了岳父的“反派”定位。
然而，民间叙事往往存在夸张与符号化的倾向。正如《明清官场：演绎奇葩与现实悖论》所指出的，黄士俊的故事与《广阳杂记》中秀才中举后喜极发狂的记载类似，均体现了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命运沉浮，但人物形象难免被艺术加工。岳父的“吝啬”或许只是特定情境下的选择，而非一贯品性。
二、历史语境中的行为逻辑
要评判岳父的善恶，需将其行为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考察。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但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科举作为寒门子弟晋升的唯一通道，竞争异常激烈。黄士俊虽才华横溢，却因家境贫寒屡试不第，其岳父作为富裕乡绅，对女婿的“投资”持谨慎态度实属常态。正如《悲喜走红尘：趣事趣说明清状元》所分析，岳父的拒绝可能源于对科举风险的评估——若黄士俊落榜，资助费用将血本无归；即便中举，未来官场沉浮亦难预料。
此外，明代社会对“亲缘互助”的期待与现实存在矛盾。黄士俊岳父的行为虽显冷漠，却符合当时“亲兄弟明算账”的世俗观念。相比之下，仆人广积的慷慨相助反而显得异常珍贵，这恰恰反衬出社会伦理的复杂性：道德高下并非由身份决定，而取决于具体情境中的选择。
三、人性光谱中的灰度地带
历史人物的善恶往往难以用非黑即白的标准评判。黄士俊岳父的“坏”，更多体现在对女婿的冷漠上，而非重大道德缺陷。他未像《儒林外史》中的汤奉、王惠那样贪赃枉法，也未如严贡生般欺压乡邻，其行为局限在家庭私域内，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反观黄士俊本人，其仕途生涯亦充满矛盾。他虽以“清正”著称，却在南明时期剃发易服、变节降清，晚节不保。这种复杂性恰与岳父的形象形成对照：一个在科举场上坚守道德底线，却在政治抉择中妥协；一个在私人恩怨中显得刻薄，却未突破基本伦理框架。两人的故事共同揭示了明代士人阶层的普遍困境——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生存之间艰难抉择。
四、超越善恶的历史审视
黄士俊岳父的“坏”，本质上是民间对阶层差异的投射与宣泄。当寒门才子遭遇富绅冷眼时，故事便被赋予了“寒门逆袭”的励志色彩，而岳父自然成为阻碍主角成功的反派符号。然而，历史真相远比叙事复杂。岳父的拒绝或许包含对女婿能力的质疑、对家族利益的考量，甚至是对科举制度的隐性批判——正如《鸭蛋状元》的流传，本身便是对“唯科举论”的讽刺。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更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为何一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需依赖岳父资助才能赶考？为何仆人的私房钱比家族支持更可靠？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明代科举制度下资源分配的失衡，以及底层士人向上流动的艰难。岳父的“坏”，实则是制度之弊的微观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