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洛阳城飘着细雪，魏王曹丕的府邸张灯结彩，朝臣们正为即将到来的禅让大典忙碌。而在城郊一座简陋的灵堂内，一位身着素服的官员却跪在汉献帝的牌位前，以头抢地、泣不成声。这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孤臣”，正是时任魏国侍中的苏则。他的哭声，不仅是对旧王朝的哀悼，更是一曲忠义精神在权力更迭中的悲壮绝唱。
一、时代剧变：汉室倾颓与曹魏代汉
自董卓乱京以来，东汉朝廷已名存实亡。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开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此后二十余年，曹操通过官渡之战统一北方，又以赤壁之战的失利暂缓南征，逐步构建起曹魏政权的雏形。至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任魏王，代汉之势已如箭在弦。
同年十月，汉献帝连续三次下诏“禅让”，曹丕则三次“推辞”后终登帝位，改国号为魏，史称魏文帝。这场看似和平的政权交接，实则是曹魏集团精心策划的权力游戏。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禅让大典上“百官陪位者数十万人”，而真正心向汉室的臣子，早已被边缘化或迫于形势沉默。
二、苏则其人：西凉猛士的忠义底色
苏则（？—223年），字文师，扶风武功人，早年以“刚直疾恶”闻名。他曾任酒泉太守，在平定张掖、酒泉叛乱时展现卓越军事才能，曾率数千残兵击退数万叛军，被时人比作“西凉周亚夫”。建安末年，苏则被征入朝，任侍中一职，成为曹魏核心决策层成员。
尽管身居高位，苏则却始终以汉臣自居。据《三国志·苏则传》记载，他“家世二千石”，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在曹魏集团内部，他因直言敢谏屡次触怒曹丕：曾因劝谏曹丕勿沉溺田猎被贬官，又因反对曹丕大兴土木修建宫殿遭冷遇。这种“不合时宜”的刚直，恰恰凸显其忠义本色。
三、哭丧事件：一场惊心动魄的忠诚宣言
汉献帝“退位”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迁居封地。但据《魏略》记载，苏则坚信献帝已被曹丕暗害（实际献帝寿终正寝于魏青龙二年），遂在洛阳城外私设灵堂哭丧。当曹丕闻讯派使者质问时，苏则昂首答道：“臣为汉臣，哭汉天子，何罪之有？”其言辞之激烈，令使者“惶恐不能对”。
这场哭丧事件背后，是苏则对“名分”的坚守。在儒家伦理中，“君臣大义”高于一切。尽管汉室已失实权，但献帝仍是名义上的天子。苏则的哭丧，既是对曹魏篡权行为的无声抗议，也是对自身汉臣身份的终极确认。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评：“苏则之哭，哭其君之亡，亦哭其道之穷也。”
四、时代回响：忠义精神的困境与超越
苏则的结局颇具讽刺意味。哭丧事件后，他虽未被治罪，却再未获重用。黄初四年（223年），苏则因“积愤成疾”病逝，曹丕赐其谥号“刚侯”——这个充满褒义的谥号，恰似对这位孤臣的复杂评价：既肯定其刚直，又暗示其与时代脱节。
然而，苏则的忠义精神并未湮灭于历史长河。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将其列为“汉室忠臣”典范；唐代修建武成王庙时，苏则与诸葛亮、张辽等名将同列“六十四将”；明清两代，地方官员更在武功县修建“苏公祠”以祀之。这些追认，折射出后世对忠义价值的永恒追寻。
五、历史镜鉴：权力更迭中的道德抉择
苏则的故事，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深层矛盾：当“天命”与“人心”发生冲突时，士大夫该如何抉择？曹魏代汉是历史必然，但苏则的哭丧提醒我们：政治进步不应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在权力更迭的狂潮中，总需要有人像苏则那样，以血肉之躯守护文明的底线。
今日重读这段历史，我们或许会笑苏则的“迂腐”，但更应敬畏那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夫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也。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然此非道也！”苏则的哭声，正是对这种“非道”的无声反抗，它穿越千年时空，依然在叩问着每个时代的灵魂：当权力碾压正义时，我们是否还有勇气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