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文坛的星空中，杜牧以诗文双绝的成就独树一帜。这位出身世家、胸怀经略的文人，在政治失意与时代困局中，将满腔才情倾注于笔墨，既以“二十八字史论”革新七绝体裁，又以《阿房宫赋》开创文赋先声，在诗歌与散文领域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其作品不仅承载着个人抱负与时代忧思，更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品格的永恒坐标。
一、诗歌革新：七绝为刃，剖开历史迷雾
杜牧的诗歌成就以咏史诗最为突出，他首创以七绝形式书写历史题材，将史论笔法融入含蓄诗味，形成“雄姿英发，细筋健骨”的独特风格。其代表作《赤壁》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假设性推演，颠覆传统叙事视角，将历史偶然性与个人命运交织，展现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泊秦淮》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声色描写，暗讽晚唐统治者醉生梦死，将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熔于一炉。这种“以史为鉴”的创作理念，使他的七绝被赞为“中晚唐高峰”，刘熙载更评价其诗“雄姿英发，细筋健骨”，兼具豪迈与婉约之美。
在写景抒情诗中，杜牧同样突破传统范式。《山行》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以色彩对比重构秋景意象，将枫叶的炽烈与春花的娇嫩并置，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张力；《清明》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白描手法，在问答间勾勒出烟雨江南的朦胧意境。这些作品语言清丽自然，善用典故却不雕琢，如《过华清宫》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极简笔触揭露统治者荒淫，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二、散文巅峰：赋体革新，奏响时代强音
杜牧的散文成就以《阿房宫赋》为标志，开创了文赋的先河。这篇作品突破传统赋体堆砌辞藻的窠臼，以“铺排夸张”与“散文语言”融合，构建起宏大的叙事结构。文中“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的排比句式，将阿房宫的奢华与百姓的苦难形成强烈对比，最终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警世之论收束，揭示“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此赋既承袭汉赋讽喻传统，又摒弃其艰涩晦暗，兼具魏晋抒情小赋的清新与唐代政论散文的犀利，被王力誉为“开了文赋的先声”。
在军事策论散文中，杜牧展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罪言》针对藩镇割据提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浪战”的三策论，其预见性在黄巢起义中得到印证；《战论》《守论》则从地理、兵制角度分析军事形势，体现“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济世情怀。这些作品逻辑严密、气势磅礴，与韩愈的雄浑、柳宗元的峻洁形成互补，共同构成晚唐散文的三大高峰。
三、诗文互鉴：精神品格的双重镜像
杜牧的诗文创作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高度一致性，共同塑造其“刚直不阿，心系苍生”的精神形象。诗歌中，他以“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自嘲仕途失意，却仍在《河湟》中发出“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收复失地之志；散文里，《张好好诗》为沦落市井的歌妓作传，墨迹至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彰显其“情致豪迈”的人格魅力。这种诗文互补的特质，使他的作品既具历史深度，又富情感温度，成为后世文人精神品格的典范。
四、历史回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杜牧的文学成就不仅影响中国文脉，更辐射东亚文化圈。日本《和汉朗咏集》收录其诗17首，韩国高丽文人李奎报仿其咏史风格创作；南京秦淮河因《泊秦淮》成为怀古胜地，山西杏花村借《清明》诗打造酒文化名片；《阿房宫赋》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中国古代政论散文的典范。这些文化符号的生成，印证了杜牧作品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从扬州青楼的浮华一梦到樊川别墅的暮年孤灯，杜牧以诗文为剑，在晚唐乱世中劈开一条精神通道。他的七绝如寒星照亮历史长河，他的赋作似黄钟大吕警醒世人，共同构筑起一座永恒的艺术丰碑。正如裴延翰所言：“牧之世业文学，高蹈而振，然以治乱为己任，未为不知时也。”这位“诗雄”的传奇，仍在时光深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