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秦国进行的商鞅变法，一直都是历史上一个变法的典型，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的带领之下成功壮大了起来。然而我们也知道，商鞅最终的结局还是很惨的，是被车裂而死，既然如此，商鞅之死是否意味着商鞅变法的失败呢?如果成功了的话，商鞅又为何会落得这样的结局?究竟变法的成功和商鞅怎么死的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必然联系，商鞅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商鞅变法是否成功
在商鞅之前，秦国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弱国，所以秦孝公才在流芳千古的《招贤令》中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然而到商鞅之后，经过商鞅一系列努力，秦国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国，逼得以前的老敌人、一直看不起秦国的魏国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很委屈的割地求和。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公论：秦穆公以后，秦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君王就是秦孝公，而秦孝公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为之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商鞅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于此而言，商鞅之于秦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臣，秦国如果没有商鞅，没有商鞅的变法，以后的强大自然无从谈起。可就这样的人，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继位，他也不想想这个“王”是怎么来的，上任伊始，就将商鞅车裂，并夷三族，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惩罚。
杀了商鞅，就意味着商鞅错了，可秦惠文王呢，杀了商鞅之后并不妨碍他“不改商君”之法，不改商君之法就等于承认商鞅的功劳，承认商鞅的功劳却将人处以车裂的极刑。
互相矛盾的两种做法在秦惠文王手里居然高度统一，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子虔、甘龙、杜挚等辈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担心王位不保，所以处死商鞅?
然而就这个说法，别说后人不服，就是秦惠文王本人也是不相信的，《战国策》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病危的时候，因担心秦国改革半途而废，所以曾打算将君位传给商鞅，但商鞅却坚辞不受。
秦孝公想光明正大的传位给商鞅，商鞅都坚辞不受，倒反而在秦孝公死后偷偷摸摸的造反，当然也有人说，商鞅之所以坚辞不受，是因为知道，没有接受君位的实力。那么，秦孝公活着的时候没有实力，死了以后就有了。
种种证据可以说明，商鞅根本没有造反之心，秦惠文王也是一代英主，他不至于那么糊涂，他也是不相信商鞅会造反的，可问题是，知道商鞅不会造反，那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人的说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既然站不住脚，为什么还以造反的罪名将商鞅诛杀。
2、商鞅为何会被车裂
明知商鞅冤枉，还将商鞅车裂，秦惠文王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其实很简单，但也很无情。
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人是谁?秦国老贵族，有盘根错节的势力，秦国秦怀公、秦灵公、秦简公、秦出公、秦献公时期五代朝政混乱甚至君王更替都是由秦国老贵族一手操纵。势力之大已经可想而知。
秦孝公父亲秦献公时期，已经着手仿照魏国改革，可就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初租禾”，承认土地私有，便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旧贵族的反对，所以非但不敢深入，而且还将打败韩、魏两国之后夺得的土地分给旧贵族，以博得他们的欢心。
同时为了摆脱旧贵族的控制，还专门将国都从雍城迁到栎阳。当时秦国旧贵族的势力就这么大，大到可以影响国家决策，大到连君王都得忍让三分。
秦献公就小小改革一下，便费了那么大周折，那商鞅呢，奖军功、废井田、郡县制等等，都是从根本上否定贵族特权，要将他们的利益连根铲除。也就是说，在商鞅手里，旧贵族与商鞅之间已是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了。
这样的矛盾，秦孝公活着的时候他还可以设法平衡，但秦孝公一死，新继位的秦惠文王没那么大能力，这时候以公子虔、甘龙、杜挚等为首的旧贵族就开始发难，污蔑商鞅造反，等于掀开了矛盾的锅子，让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间做个取舍。
那么，二者之间该选择谁呢?
秦惠文王是一代英主，所以他深深的明白：商鞅的作用在于商鞅之法，如今商鞅的改革已经完成，商鞅之法已经深入人心，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处，却会引起旧贵族的一致反对，从而给秦国造成混乱。这样一来，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如果两方必须舍弃一个的话，那就只能是已经57岁，对秦国没什么大用的商鞅了。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无情。于是，为了秦国的利益，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但还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商鞅车裂，夷三族，以平息旧贵族的怨愤。商鞅就这样死掉，如同一根嚼的没味的甘蔗，可商君之法，商君精神却得以千古流传，所以，他还是幸运的。
3、商鞅变法的影响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人物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
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
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
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使变法令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在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在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秦的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对此后秦国以及秦代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累积而成。《秦律》也多处讲到连坐法，例如户籍登记有隐匿或不实，不但乡官要受罚，同“伍”的也要每户罚一盾，“皆迁之”(即罚戍边)。《秦律》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首要地位，并对轻罪用重刑。例如盗取一钱到二百二十钱的要“迁之”，盗取二百二十钱以上和六百六十钱以上要分别罚作刑徒，盗牛者要罚作刑徒，盗羊或猪的也有相当的惩处，甚至偷采别人桑叶不满一钱的也要“赀徭三旬”(即罚处徭役三十天)。对五人以上的“群盗”则追捕处罚更严。同时《秦律》还有许多对各种逃亡者追捕处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