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中，尹嘉铨为父请谥案可算得一个典型。尹嘉铨乃直隶博野人，业已致仕，是个告老还乡的大理寺卿。只因未看破红尘，被名缰利锁所惑，执意要为其父请谥，这下可招了祸，被乾隆帝”从宽”推上了绞刑架。
尹嘉铨，是一位道学先生，他专门讲授《朱子集注》，在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官也做到了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按说，做官能熬到这个位子上，已经可以了。可是尹嘉铨的求名欲望依然浓厚，偏偏要”举世闻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后，回到老家——直隶博野县时，已经是一名非常”体面”的乡绅了。可他并不甘寂寞，次年四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时，尹嘉铨就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名欲了：这样的接驾盛典，又近在咫尺，乾隆怎么会忘记自己这个老臣呢？所以，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时常站在村口，向北眺望，看看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道圣旨，传召他入觐。可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最后，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出了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皇帝赐谥号；二是让父亲从祀文庙。尹嘉铨之父尹会一，是清代著名孝子，又是雍、乾之际有名的道学家，曾任河南巡抚和吏部侍郎，有政声。
尹嘉铨觉得应予其父身后以尊荣，年过七旬的自己也可因此而博孝名。他见康熙帝圣训中，有”孝为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断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语煌煌，实为万世准则”之语，据以为真，再见乾隆帝御制诗集内，有褒扬其父的诗：《尹会一孝其母，而母亦贤，年七十余，告请终养，诗以赐之》：
聆母多方训，于家无闲言。庥风诚所励，百行此为尊。
名寿辉比里，孝慈萃一门。犹闻行具日，每问几平反。
据此，尹嘉铨便仰祈乾隆帝，特恩依照赐谥康熙朝”理学名臣”陆陇其”清献”二字之例，按照御制诗内字样，赐尹会一谥号。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如果皇上恩准，自己既当上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父老乡亲面前露一露脸。所以，天刚蒙蒙亮，他就把大儿子尹绍淳叫了起来，命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一份请谥的奏折。
作为一个前任大理寺卿，尹嘉铨不可能不知道：此前，乾隆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歌案子，这件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不过，他当时忙着讨名誉，竟然忽略了这件大案。尹嘉铨本应该从徐述夔的案子里吸取教训：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乾隆是相当瞧不起的；如果他们妄自尊大、不安分，那就更是不可”饶恕”的了。
可是，尹嘉铨非但不以此为鉴，反而根本不当一回事，好像乾隆就是他的老朋友，此次他竟然只打发大儿子去看看。所以，一看到奏折，乾隆就恼了：“你尹嘉铨是什么东西，竟然派你儿子来，如此不将朕放在眼里，简直是混账之极！”于是，乾隆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道：
“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赦免）矣！”
按说，乾隆皇帝的话够严厉了，要是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吓死了。但是，尹嘉铨名欲熏心，所以未等此奏本发回，他竟又上一折。此折得寸进尺，还要奏请将其父从祀文庙。
他先从本朝只有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说起，言及其父尹会一生前曾有将康熙时另一”理学名臣”汤斌亦应从祀之夙愿，到结尾时曲终奏雅，不仅是汤斌，而且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均应从祀，”至于臣父尹会一，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伏乞皇上特降谕旨施行”。结果，这一回可真是闯出了大祸。
乾隆看后，顿时火冒三丈：“尹嘉铨竟敢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从祀文庙，清统治者极为重视，选人极为慎重。因之直到雍正二年，才批准陆陇其一人从祀。尹嘉铨业已致仕，竟又提出将从祀者再增加六人，这岂不等于说圣上不圣明么？这年三月十八日，帝谕内阁：命革去尹嘉铨顶戴，拿交刑部治罪，并查抄其家产书籍。
这一查抄，拔出萝卜带出泥。尹嘉铨的罪行，绝不仅仅是请谥和从祀，狂妄字迹及假道学面目更给他雪上加霜。
尹嘉铨著述甚多，被从中查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余处，恭呈御览后，乾隆帝命承审大臣把住三点严加审问。
其一，鼓吹朋党。尹嘉铨在《随五草》中，认为”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这与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大唱反调。他仿南宋朱熹《名臣言行录》体例，也编了一部《名臣言行录》，将清初以来的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赐、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罗列其中。这就犯了大忌，因为乾隆帝标榜：“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
问题还在于，承认了名臣，则意味着承认皇帝之软弱，尚须名臣辅佐；若承认有奸臣，则又承认了皇帝的昏庸。这岂不是自取其咎。尹嘉铨在其著作中将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在当时本是人们的习惯称呼罢了，可乾隆帝一听大为逆耳，特发出谕旨予以批驳，”本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有何事借助大学士之参赞？”
其二，”高自位置”。尹嘉铨在《亨山遗言》中称：“梦至东岳大帝座间，麾之使归，且曰：‘公为孟子后身，当继孔子宗传，寿尚未艾。’”《多病徒传》内有：“子欲为帝者师。”此句原出《汉书·张良传》：“读是（书）则为王者师。”乾隆帝指斥道：“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耶？”
尹嘉铨年过七旬，因杜诗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句，便自称古稀老人。古稀二字，人皆习称，他却犯了罪。因上一年乾隆帝七十岁时，曾作《古稀说》，乾隆帝御批又云：“朕御制《古稀说》颁示中外，而伊（指尹家嘉铨）竞自号‘古稀老人’”，尽管尹嘉铨一再言及不知此书，却依然罪责难逃。此外，他在《尹氏家谱》中，有”宗庙”、”宗器”等字样，《母行状》内称其母之死为”薨”等等。
其三，”毁谤时事”。尹嘉铨《随五草》中有”后世孝友多不见用于世，即用世而立身之大端又难言之”。《近思录》内有：“先生（指汤斌）直道难容，欲告归以南巡不果。”《就正录》中说”世犹以处士纯盗虚声为虑，而处士犹思用世，可谓不识时务”等等。
这三类”罪责”，实在是妄加于人。试看尹嘉铨供词，便知其中肯：“我所做的这些书内，原都是援引古人的说话，旧事居多，但我援引不伦之处，就像是讥讽时事，自无可解。至刊刻成本，我又妄想借此立名，希图传世。”岂知被添枝加叶，曲意”诠释”、”悖谬狂妄”字迹竟成了他”犯罪”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乾隆帝仍不解恨，为治其大罪，还要剥其”假道学”面目，使之臭恶于天下。承审官审问得特别起劲，有些审问记录也非常有意思，且摘抄三条于后——”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要将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了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这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这起文字狱案，就这样逐步升级到吓人的高度。乾隆帝命严审，大学士会同九卿于四月十七日请旨，拟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乾隆帝急不可待地于同日降谕：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予缘坐。同时下令销毁与尹嘉铨有关的书籍，计有书籍八十六种及其他有关文字。并警告内外臣工和读书士，各加儆惕，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