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珪（1019—1085）以文学才华与政治生涯的双重轨迹，在史册中留下复杂而深刻的印记。这位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辅，既因典制策令的文学成就被赞为“文豪”，又因政治立场的圆滑保守被讥为“三旨相公”。后世对他的评价，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北宋文治与改革交织的时代光谱。
一、后世评价：从“文豪宰相”到“圆滑庸臣”
文学成就获高度赞誉
王珪的文学造诣在北宋文坛独树一帜。欧阳修称其为“真学士”，宋仁宗赞其“诰有体，他学士不逮远矣”。《宋史》评价其文“闳侈瑰丽，自成一家”，与苏轼、苏辙并称“元祐文坛三杰”。他主持编纂《仁宗实录》《两朝国史》等史书，所撰制诰典雅工整，被后世誉为“西汉风骨”。其应制诗《华阳集》中“妙于使事，富艳熨贴”的风格，更开创了北宋宫廷诗的新范式。
政治作为引发争议
王珪的政治生涯始终伴随争议。支持者认为他“持重守成”，在神宗朝变法浪潮中保持中立，维护了朝局稳定；反对者则批评他“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元朝脱脱在《宋史》中直言其“凡十六年，取圣旨、领圣旨、已得旨，时人谓之‘三旨相公’”，讽刺其唯皇帝旨意是从的庸碌。然而，近代学者指出，王珪的保守立场实为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制衡，其“无为而治”的相位策略，客观上为北宋政权争取了喘息之机。
历史定位的再审视
王珪的谥号“文恭”暗含深意：“文”表彰其文学贡献，“恭”则隐含对其政治态度的微词。但历史最终还其公道：王称在《东都事略》中为其辩白，称其“既死，而为章惇所陷诬，以为臣不忠，追贬散秩，则非其罪矣”。现代学者更指出，王珪在相位16年未遭贬谪，死后谥号以“文”开头，足以证明其政治智慧与历史贡献。
二、轶事典故：权力场中的生存智慧
“三旨相公”的由来
神宗朝变法期间，王珪作为宰相，面对皇帝与改革派的激烈争论，始终采取“取圣旨—领圣旨—已得旨”的标准化流程。某日朝会，神宗询问边疆军务，王珪连答三句“已得圣旨”，引得满朝哗然。这一绰号虽含贬义，却折射出他在权力漩涡中“不立异、不结党”的生存哲学。
“宫词事件”显才情
仁宗朝，王珪因文才出众深受宠信。一次宫廷宴会上，仁宗命宫嫔以随身饰物求诗，王珪挥毫即就，每首诗皆暗合宫嫔身份。如为善舞的张婕妤题诗：“霓裳曲罢君王醉，犹忆霓裳舞未休”，既赞其才艺，又暗含劝谏仁宗勿耽声色之意。仁宗大悦，赐金带以彰其才。
“乌台诗案”的暗流
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王珪的态度备受争议。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王珪曾向神宗进言：“苏轼诗文多讥讽时政，若不惩处，恐滋蔓难图。”此举被后世视为落井下石。然而，亦有史料指出，王珪在章惇等新党欲置苏轼于死地时，暗中周旋，最终使苏轼仅被贬黄州。这种矛盾行为，恰是其“外圆内方”政治手腕的体现。
“敢让公主下跪”的谏臣风骨
与北宋另一位同名同姓的唐初名相王珪（字叔玠）相比，北宋王珪虽以圆滑著称，但亦有刚直一面。英宗朝，其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按旧制，公主无需向公婆行礼。王珪却坚持“礼法不可废”，令公主行跪拜之礼。此事震动朝野，仁宗特赐“礼法之家”匾额以示褒奖。这一举动，既维护了儒家礼制，也暗含对皇权膨胀的制衡。
三、历史镜鉴：文人宰相的双重困境
王珪的生涯，是北宋文人宰相的典型缩影。他以文学才华登堂入室，却在政治改革中陷入两难：既需平衡皇权与相权，又要调和改革与守旧。他的“三旨”哲学，实为在专制体制下寻求生存空间的无奈选择；而其文学成就，则成为超越政治纷争的历史丰碑。
正如《宋史》所言：“珪以文学进，流辈咸共推许。”王珪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留下的40卷《华阳集》与300卷史书，更在于他以文人身份参与治国理政的复杂实践。他的故事，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才华与道德的永恒命题：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知识分子该如何坚守初心，又该如何妥协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