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夏卿（1015—1068年），字缙叔，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他以卓越的史学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北宋文史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作为《新唐书》的核心编纂者之一，其贡献被后世史家高度评价。
寒门苦读，科举入仕显锋芒
吕夏卿自幼聪慧好学，据记载其“日诵数千言”，常“闭门读书，亲朋罕见其面”，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勤勉。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尤其对历代史书钻研颇深，为日后修史奠定了坚实基础。20岁时，吕夏卿首次赴京参加会试虽未中第，但其应试文章已引起时任翰林学士苏绅的注意，苏绅惊叹其才华，称“安有文章如此而不为时用者”，并为其鸣不平。庆历二年（1042年），吕夏卿与兄吕乔卿同榜登进士，初任广南东路高要县主簿，后调任江南东路江宁县尉，正式开启仕途。
临危受命，十七载修史铸经典
北宋仁宗时期，宋祁、欧阳修奉诏重修《唐书》（即《新唐书》），因吕夏卿精通文史，二人联名推荐其参与编纂。皇祐元年（1049年），吕夏卿被任命为编修唐书史官，转秘书丞，自此开启长达17年的修史生涯。《新唐书》工程浩大，前后参与编修者达十余人，但唯有吕夏卿与范镇自始至终未离史局。他承担了核心任务——编撰《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及《宰相年表》，这三表虽仅占全书9卷，却几乎占到篇幅的五分之一，系统梳理了唐代宗室与宰辅的谱系脉络，为后世研究唐代政治制度提供了关键依据。
吕夏卿的贡献不仅在于表志的编纂。他广泛搜集唐五代数万卷奏牍案簿，校阅历史档案，发现并纠正了《新唐书》中的诸多谬误，撰写《新书纪志传义例》《唐书直笔新例》等书，系统总结编纂体例与史料取舍标准。此外，他还编纂《唐文献考》《古今世系表》，并独创《唐兵志》三卷，首次在正史中系统论述唐代军事制度，开创了兵志编纂的先河。这些工作使《新唐书》在体例上更趋完善，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的特点，被后世视为超越《旧唐书》的关键。
政坛建言，边疆策略显远见
吕夏卿虽以史学见长，但在政治领域亦颇有建树。宋仁宗时期，他针对国家治理提出“时务五事”，强调“天下之势，不能常安，当于未然之前救其弊”，主张恢复屯兵制度以巩固边防。英宗即位后，面对西北边疆问题，他建议沿用前朝“和边”策略，主张以和平手段化解冲突，避免百姓陷入战乱之苦。这些建议体现了其务实清醒的政治头脑，部分主张被朝廷采纳，对北宋边疆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史家风范，后世评价垂青史
吕夏卿的史学成就得到后世高度认可。《宋史》评价其“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亦称：“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肯定了吕夏卿在表志编纂中的开创性贡献。其编纂的《唐兵志》更被后世视为研究唐代军事的权威史料，与《选举志》共同奠定了正史中军事、科举制度研究的范式。
身后影响，精神传承励后人
吕夏卿卒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终年53岁，葬于惠安白岩山麓。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沉浸于史书编纂，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北宋史学树立了典范。其故居旁曾建“紫薇坊”石牌坊以示纪念，虽已废圮，但他的学术遗产与精神品格仍为后世所铭记。如今，吕夏卿与吕惠卿等泉州名士一同铸像于泉州孔庙，供后人瞻仰，其“贯穿唐事”的史学追求与“救弊于未然”的政治智慧，继续激励着后世学者与从政者。
吕夏卿以一介寒门学子，凭借勤勉与才华，在北宋文史领域留下不朽印记。他的故事，既是个人奋斗的缩影，更是北宋文化繁荣与史学昌明的生动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