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熺（1117—1161年），字伯阳，本是南宋权臣秦桧妻兄王唤的庶子，因秦桧夫妇无嗣，被过继为养子。在秦桧专权期间，秦熺凭借养父的权势平步青云，官至礼部侍郎、枢密院事，甚至企图继承相位。然而，随着秦桧的病逝和宋高宗的权力制衡，秦熺的仕途急转直下，最终在抑郁中病逝，其家族也因秦桧的恶名而背负历史骂名。
一、权势巅峰：秦桧羽翼下的政治新贵
秦熺的崛起始于秦桧的专权。绍兴十二年（1142年），25岁的秦熺参加科举，本被内定为状元，但在舆论压力下，宋高宗将其名次压至第二。尽管如此，秦熺仍凭借秦桧的恩荫迅速升迁，历任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职，甚至一度掌控南宋国史编撰权。他主持编修《建炎以来日历》，系统性篡改或销毁不利于秦桧的历史记录，成为秦桧操控舆论的重要工具。
秦熺的权势不仅体现在官职上，更在于其奢靡的生活方式。据《老学庵笔记》记载，秦熺归金陵焚黄时，动用数百艘画舫，沿途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府甚至搭建数丈高的彩楼，官妓在楼上歌舞，场面“缥缈若在云间”。这种穷奢极欲的排场，折射出秦家在南宋政坛的嚣张气焰。
二、相位幻灭：宋高宗的权力制衡
秦熺的仕途转折点出现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这一年，秦桧病重，秦熺勾结同党上奏，请求接替相位。然而，宋高宗对秦家的忌惮早已深植于心。秦桧虽为高宗求和政策的执行者，但其专权已严重威胁皇权。高宗表面恩宠秦家，实则暗中布局制衡。当秦熺提出继任相位时，高宗果断拒绝，并下令秦桧、秦熺父子一同致仕，同时晋升秦熺为少师，以虚衔剥夺其实权。
秦桧病逝后，秦熺虽被改任观文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但已失去政治影响力。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他升迁为少保，次年又晋封嘉国公，但这些荣誉性头衔无法掩盖其被边缘化的事实。秦熺曾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操控舆论来维持家族地位，但在皇权与主战派的双重压力下，其努力终成泡影。
三、抑郁而终：权势崩塌后的精神崩溃
失去靠山的秦熺迅速堕落。据《宋史》记载，秦熺在致仕后“闲居六年”，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在建康府病逝，朝廷追赠其为太傅，但次月便因给事中黄祖舜上奏，追夺了追赠官职。这一系列打击，使秦熺的精神彻底崩溃。
秦熺的抑郁而终，既源于政治上的失败，也与南宋社会的道德审判密切相关。秦桧死后，岳飞平反，主战派重新掌权，秦家成为众矢之的。秦熺虽未直接参与迫害岳飞，但作为秦桧的养子，他长期协助篡改历史、打压异己，其罪行难以被时人原谅。此外，秦熺的子孙也因秦桧的恶名而备受歧视，其长子秦埙、次子秦堪虽曾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但秦家整体已难复当年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