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南宋朝堂，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政局剧变正在上演。宋高宗赵构与权相秦桧精心策划的“绍兴和议”谈判，与抗金名将岳飞的生命倒计时，构成了南宋初期最黑暗的历史篇章。要厘清这场政治悲剧的因果逻辑，必须从精确的时间轴与复杂的权力网络中寻找答案。
一、历史时序：和议签约与岳飞遇害的精确时间线
根据《宋史·高宗纪》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七日（1141年12月14日），宋金双方达成“绍兴和议”。协议核心条款包括：宋向金称臣纳贡，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地，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而岳飞被害的时间节点，则记录在《宋史·岳飞传》中：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以“莫须有”罪名被杀于大理寺狱中。
这组时间数据清晰表明，绍兴和议的签订比岳飞遇害早47天。但历史事件并非孤立发生，和议谈判与构陷岳飞实为同一政治阴谋的两个面向。当宋金使节在临安府往来磋商时，针对岳飞的罗网已在临安暗处张开。
二、政治阴谋：和议背后的诛杀逻辑
宋高宗与秦桧推动和议的动机，深层源于对武将势力的恐惧。岳家军在郾城大捷中展现的战斗力，使赵构担忧“武人得势”重演“黄袍加身”的旧事。这种心理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可见端倪：“上（高宗）尝谓秦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皇帝对“莫须有”罪名的认可，实为解除武将兵权的政治清算。
秦桧集团在此过程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和议谈判的主导者，也是构陷岳飞的操盘手。他们利用和议需要金方“必杀飞”的政治条件，将岳飞案作为投名状。这种“以人命换和平”的肮脏交易，在《金佗稡编》收录的金国档案中得到印证：“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
三、因果倒置：历史叙事中的认知误区
后世存在“先杀岳飞后议和”的误读，源于对历史因果的简化理解。实际上，岳飞之死是绍兴和议的必要条件而非结果。宋金双方在谈判初期就将“处置武将”作为议和前提，金国提出的“以淮为界”条件，本质是要求南宋自行摧毁军事力量。这种政治勒索在《大金国志》中有明确记载：“南朝自坏长城，然后可议。”
这种因果倒置的认知误区，在后世文学加工中被不断强化。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将秦桧构陷岳飞描绘为和议后的报复行为，这种艺术虚构虽增强了戏剧张力，却偏离了历史真实。
四、历史影响：政治清算的连锁反应
岳飞之死与绍兴和议的双重打击，使南宋陷入“国势日蹙”的恶性循环。军事上，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相继被解除兵权，南宋失去收复中原的军事支柱；政治上，主和派完全掌控朝局，形成“内外皆敌”的统治困境。这种局面在《宋史·秦桧传》中被总结为：“自是以后，国势日削，卒致亡国。”
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这场政治清算确立了南宋“崇文抑武”的国策基调。岳飞案成为武将阶层的警示碑，使南宋军事力量逐渐沦为文官集团的附庸。这种制度性缺陷，在后来的开禧北伐、端平入洛等军事行动中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