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2年1月27日，南宋临安大理寺狱中，抗金名将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这场由宋高宗赵构默许、秦桧主导的政治迫害，不仅终结了一位军事天才的生命，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一道关于忠奸、权力与道德的永恒伤痕。从历史真实与后世评价的双重维度审视，岳飞之冤，铁证如山。
一、冤案核心：权力猜忌与政治交易的双重绞杀
岳飞之死，本质是南宋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与宋金和议政治交易的共同产物。作为主战派领袖，岳飞提出的“连结河朔”战略（联合北方抗金义军）与“直捣黄龙”的北伐目标，直接威胁到宋高宗的偏安政策。更致命的是，岳飞曾上书高宗“迎还二圣”，这一口号虽为南宋初期共识，但随着高宗皇位稳固，逐渐成为触碰皇权敏感神经的禁忌——若徽宗、钦宗归来，高宗的合法性将遭受根本挑战。
秦桧作为主和派代表，为推动《绍兴和议》（1141年签订），需铲除主战派障碍。金国提出的议和条件中明确要求“必杀飞，始可和”，秦桧遂以“谋反”罪名构陷岳飞。其党羽万俟卨等人诬告岳飞部将张宪谋反，进而牵连岳飞父子。审讯中，岳飞当庭撕开衣襟，露出背部“尽忠报国”四字刺青，主审官何铸目睹后力辩其无辜，却被秦桧撤换。最终，岳飞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处决，史称“莫须有之狱”。
二、历史铁证：从审判记录到后世平反的完整链条
岳飞冤案的荒诞性，在审判记录中暴露无遗。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当何铸质问秦桧“有何证据”时，秦桧仅以“此上意也”（这是皇上的意思）回应。这种赤裸裸的权力碾压，彻底撕碎了司法程序的伪装。而岳飞临终前的“天日昭昭”四字，既是个人悲愤的呐喊，也是对历史公正的终极追问。
冤案平反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其政治迫害的本质。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为鼓舞抗金士气，下诏为岳飞平反，恢复其“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等官职，追谥“武穆”，后改谥“忠武”，封鄂王。平反诏书中明确指出：“飞虽坐事以殁，而太祖之有天下，克绍前烈，忠义之心，何愧于古！”这一官方定性，彻底否定了“谋反”罪名，将岳飞之死定义为“自毁长城”的国耻。
三、后世评价：超越时代的道德符号
岳飞冤案的影响力，远超其军事成就本身。从元代《岳飞破虏东窗记》到明代《精忠记》，再到现代影视作品，岳飞始终是“忠义”的终极象征。这种文化建构的根基，正是其冤死的悲剧性——一个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将领，因皇权猜忌与奸臣构陷而死，这种叙事张力完美契合了儒家“舍生取义”的伦理观。
历史学家的评价更具说服力。王曾瑜在《岳飞新传》中指出：“岳飞之死，使南宋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最佳时机，也使中国历史走向了偏安一隅的轨迹。”邓广铭则强调：“岳飞的悲剧，是专制皇权与文官集团联合绞杀武将的典型案例。”这些论断，从制度层面揭示了冤案的必然性。
四、对比视角：未被冤杀的名将为何边缘化？
与岳飞同时代的韩世忠、刘锜等名将，虽战功卓著，却因未遭冤杀，在后世记忆中逐渐边缘化。这一对比凸显了冤案对历史评价的催化作用：悲剧英雄的永恒性，往往源于其遭遇的不公。岳飞若未被害，可能仅以“名将”身份载入史册，而非成为跨越朝代的道德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