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诗坛依旧笼罩在“西昆体”的浮华阴影之下，文人士大夫作诗堆砌辞藻、堆砌典故，一味追求华丽的对仗，却完全脱离真实的世间生活。梅尧臣以“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创作主张，扛起了北宋诗风革新的大旗，以平实朴素的笔触，把田间劳作的农夫、江湖奔波的渔民、市井底层的小手艺人全部写进诗中，彻底跳出了五代以来浮靡诗风的桎梏，为整个宋诗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写实底色，被后世公认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出身宣州宣城的书香门第，却一生科举坎坷，多次参加进士考试全部落第，直到中年之后才靠着叔父的恩荫补了一个小小的河南主簿，此后辗转各地担任地方小官，一辈子都没能跻身朝堂高位。正是这种长期沉沦下僚的人生经历，让他没有像馆阁文人那样被困在书斋与宴饮的小圈子里，有足够多的机会深入民间，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看到北宋承平表象之下潜藏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鲜活的世间景象，成了他诗歌创作最核心的素材来源。
北宋真宗、仁宗朝，西昆体诗风笼罩整个诗坛，杨亿、刘筠等馆阁重臣以华丽的辞藻写宫廷宴饮、典故堆砌的作品，一时之间天下文人纷纷效仿，作诗只追求辞藻华美，完全不关注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梅尧臣对此极为不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诗歌应当继承《诗经》与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无病呻吟的浮华创作，主张“诗本性情”，要把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写入诗中，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最动人的力量。他的创作很快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全力支持，欧阳修不仅主动向朝野上下推崇梅尧臣的诗名，还和他一同以创作实践对抗西昆体的浮靡诗风，一场影响深远的北宋诗风革新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梅尧臣的诗作里，第一次把大量此前从未进入正统诗歌视野的底层普通人写入篇章。他写下《陶者》一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短短二十个字，以最平实直白的语言，把烧陶工匠的辛苦劳作与富豪权贵不劳而获的强烈对比写得入木三分，没有任何华丽的修饰，却直击社会现实的痛点。他写江边的渔民，“岸旁攀拾者，衣破面如墨”，把渔民在寒冬腊月里冒着寒风在岸边捡螺蛳、捞小鱼的艰苦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高高在上的士大夫群体，第一次在诗歌里看到民间最真实的疾苦。
除了书写民间的民生景象，梅尧臣还把大量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物，全部纳入诗歌的书写范围。他写农具、写野生的野菜、写街头售卖的小食、写旅途之中遇到的风雪，这些此前被文人认为“俗”、根本不配写入诗中的事物，在梅尧臣的笔下全部焕发出鲜活的诗意。他不再刻意追求用生僻的典故与华丽的辞藻包装诗句，而是用最日常的口语化表达，写出事物最真实的状态，这种“以俗为雅”的创作思路，彻底拓宽了诗歌的题材边界，让宋诗从原本狭窄的馆阁宴饮题材里跳脱出来，拥有了书写整个广阔世间的无限可能。
皇祐三年，梅尧臣终于在宋仁宗的特赐之下，获得了同进士出身，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进入汴京的太学授课，此时他的诗名已经传遍整个北宋文坛，全国各地的年轻士子纷纷慕名前来向他学诗，他的创作主张彻底取代了西昆体的浮华诗风，成了北宋诗坛的主流。晚年的梅尧臣参与修订《新唐书》，依旧没有改变自己平实的创作风格，直到嘉祐五年在汴京病逝，他一生留下了两千八百多首诗作，几乎覆盖了北宋仁宗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一卷用诗歌写成的“仁宗朝社会生活图鉴”。
梅尧臣的诗歌革新，彻底扭转了宋初诗坛百年的浮靡走向，为后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大批宋代诗人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后世的欧阳修、陆游、刘克庄等文学大家，无一不对梅尧臣的创作推崇备至，认为他是宋诗真正的开创者。他以平实的笔触书写世间百态的创作精神，让诗歌不再是少数贵族文人宴饮酬唱的专属玩物，真正扎根进了广阔的民间生活之中，这份跨越千年的诗学革新功绩，至今依旧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