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于谦以其“忠心义烈”的品格与“力挽狂澜”的功绩，成为后世传颂的民族英雄。他的一生，既是个人道德与才能的完美融合，也是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集中体现。从地方治理到北京保卫战，从清廉自守到诗文传世，于谦的形象跨越时空，至今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一、治世能臣：民生为本的实践者
于谦的仕途始于地方治理。宣德五年（1430年），他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开启了长达十九年的地方官生涯。面对黄河水患，他主持“厚筑堤障”，每里设亭长督导修缮，并沿堤植树凿井，既固堤防又改善民生环境；灾荒年间，他设立“预备仓”赈济灾民，免除贫弱偿还责任，同时建立惠民药局救治疫病，真正做到“贫者为宽征，饥者为发粟”。在山西、河南，他轻装简从遍历州县，甚至除夕夜仍在处理政务，百姓感念其恩德，称其为“于龙图”，歌谣中“天遣恩官拯二方”的赞誉，正是他民望的生动写照。
于谦的治理智慧不仅体现在赈灾济困上，更在于对吏治的整肃。他严惩豪强权贵私占田产，将镇将私垦土地收归官屯，充实边疆财政；面对宦官王振专权，他拒绝行贿，甚至因“空橐以入”遭诬陷下狱，但两省百姓联名请愿，最终迫使其官复原职。这种“上不贿要，下不纳赂”的清廉作风，与同时期官员的贪腐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明代官场的一股清流。
二、北京保卫战：国运的守护者
“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濒临灭亡。危急时刻，于谦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智慧，力排南迁之议，怒斥迁都派：“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他临危受命，升任兵部尚书，全权负责京师防御。
在军事部署上，于谦展现卓越的指挥才能：他火速调集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等二十二万兵力，抢运通州粮草保障后勤；为稳定军心，他立军令“临阵退者斩”，并亲自督战九门外，与士兵同甘共苦。当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时，他坚决拒绝，以“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的信念，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最终，北京保卫战以明军胜利告终，于谦“背城死战”的担当，不仅挽救了明朝国运，更重塑了士大夫“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精神标杆。
三、清廉品格：两袖清风的道德典范
于谦的清廉，堪称明代官场的“异类”。宦官王振专权时，百官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仅“空橐以入”。有人劝他带些土产，他甩袖笑道：“唯有清风”，并作《入京》诗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种“下不纳赂，上不贿要”的操守，甚至超越了物质层面，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写照。
天顺元年（1457年），于谦因“夺门之变”被诬谋反处死，抄家时“家无余资，唯书籍与御赐蟒袍”。这种“身后萧然”的结局，与同时期权臣石亨、曹吉祥的贪腐形成强烈反差，也印证了他“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的人生信条。明宪宗复官赐祭时，诰文中“当国家多难，保卫社稷使其无危”的评价，既是对他功绩的肯定，也是对其品格的礼赞。
四、诗文传世：刚劲与深情的交织
于谦的文学成就，与其政治军事才能相得益彰。他的诗作题材广泛，语言质朴，既有对战争残酷的揭露，也有对田园生活的细腻描绘。代表作《石灰吟》以石灰自喻：“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不仅是他命运的预言，更成为后世传颂的清廉宣言。而《咏煤炭》则通过“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的意象，表达“但愿苍生俱饱暖”的济世情怀，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悯一脉相承。
于谦的诗歌风格刚劲有力，情感真挚。他借《北风吹》中的柏树自喻：“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展现坚毅品格；在《观书》中，他又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细腻笔触，流露对知识的热爱。这种刚柔并济的文学特质，使他的作品既具历史厚重感，又富有人性温度。
五、历史评价：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
于谦的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典范。《明史》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董其昌称他“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乾隆南巡时题匾“丹心抗节”，更彰显其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
于谦的悲剧结局，揭示了封建皇权与权谋政治的残酷。但历史最终以“丹心抗节”为其正名：明宪宗复官赐祭、弘治二年追谥“肃愍”、万历十八年改谥“忠肃”，这些迟来的公正，恰证明“公论久而后定”的真理。正如林则徐所言：“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于谦的精神，早已超越时代，成为中华民族气节与担当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