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刘炟（57年—88年4月9日），作为东汉第三位皇帝，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仁政、宽厚与卓越的治国才能，与汉明帝共同开创了“明章之治”的盛世局面，成为后世传颂的仁君典范。
早年经历：皇室贵胄，儒雅储君
刘炟出生于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子，生母为贾贵人。由于明德皇后马氏无子，刘炟自幼便被交由马氏抚养。马氏尽心抚育，视如己出，而刘炟也“孝性淳笃，恩性天至”，养母养子之间关系融洽，始终没有嫌隙。
永平三年（60年），年仅三岁的刘炟被立为皇太子。他年少宽容，爱好儒术，深受父亲汉明帝的器重。在太子的岁月里，刘炟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更在儒学的熏陶下，培养出了温和宽厚的性格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的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登基称帝：励精图治，开创盛世
永平十八年（75年）八月初六日，汉明帝去世，刘炟即皇帝位，时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他尊嫡母皇后马氏为皇太后，同年八月十六日，葬汉明帝于显节陵，十月初二日，大赦天下，开启了他励精图治的帝王生涯。
政治革新：宽刑简政，选拔贤能
刘炟一改明帝时期的苛察之政，事从宽厚。他废除苛法五十余条，减轻民众负担，禁用酷刑，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体现了其仁政爱民的治国理念。同时，他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建初元年（76年），针对汉代察举孝廉者不经考核直接封官任职导致良莠不齐的状况，刘炟制订了试官制度，规定凡孝廉举荐入选者，先试以官职，合格者正式授职任用，不合格者淘汰，对孝悌品行特优而不宜试职者，则由天子另行定夺处理。这一制度的实施，有效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为政治的清明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经济繁荣：轻徭薄赋，鼓励农桑
在经济方面，刘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他颁布胎养令，给每位怀孕的女性赐谷“三斛”，其丈夫一年不用交赋税，以鼓励人口生育。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生育的积极性，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他轻徭薄赋，奖励农桑，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他还恢复盐铁官营与平准均输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使豪强势力难以凭借经营盐的收入与朝廷相抗衡。在刘炟的治理下，东汉经济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人口从汉明帝末年的3412万口增长到了汉章帝末年的4335万口，12年内增长了923万口。
军事外交：经营西域，拓展疆土
军事上，刘炟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他发兵营救围困西域的三百将士，留下了“十三将士归玉门”的佳话，彰显了东汉王朝的威严和决心。同时，他两次派兵增援班超，加速了东汉复控西域的进程。建初六年（81年），班超在疏勒上书汉章帝，请求派兵支援，降服龟兹，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刘炟支持班超的计划，征集吏士前往，并派遣假司马徐干率领一千多人组成的远征军西去驰援班超。在西域诸国中，乌孙最为强大，班超又请求刘炟遣使慰问乌孙国王。刘炟同意并派遣使臣前往乌孙，乌孙国王非常高兴，于建初八年（83年）派遣使者回访汉朝，表示友好。在西域，汉朝得到乌孙这个大国的支持，班超的威望大增，西域诸国都愿意接受班超的节制，为以后的东汉政府再次打通同西域的密切交往铺平道路。
外交上，刘炟时期狮子与长颈鹿等珍稀动物传入中国，他选宫人驯狮，成为了中国首批非遗“舞狮”的起源，展现了东汉王朝开放包容的外交姿态和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文化兴盛：召开会议，统一经学
文化上，刘炟崇尚儒术，致力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因经学家多分歧，他召集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亲自称制临决，意在统一经说，为朝廷利用儒术施政、进行制度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会后，他命史臣班固将会议讨论所得著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是汉代唯一一部完整流传后世的综论五经类文献，对于汉代经学史、思想史及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刘炟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非常有名，史称为“章草”，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晚年与评价：英年早逝，功过参半
章和二年（88年）二月三十日，刘炟在章德前殿去世，时年三十三岁，谥号孝章皇帝，庙号肃宗，葬于敬陵（今河南省洛阳市）。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东汉王朝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世对刘炟的评价褒贬不一。曹丕称他为“明帝察察，章帝长者”，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他“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充分肯定了他的仁政和治国才能。然而，刘炟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过于放纵外戚，宠爱章德窦皇后，放松了对外戚的防范，致使死后窦氏专权，种下了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为东汉王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汉章帝刘炟以其仁政、宽厚与卓越的治国才能，在东汉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开创的“明章之治”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典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名留千古的仁君。尽管他晚年因放纵外戚而留下遗憾，但他的历史功绩和治国理念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