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刚刚去世，乾隆就建立起了以他为核心，以鄂尔泰、张廷玉为辅佐的最高统治集团。当月即发布了雍正帝的一份遗诏，大意是说，施政的宽与严，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从前人心浅薄，官吏营私，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现在皆知儆戒了，这样，过去严敬的条例就可改得宽松一些。
当初由宽改严者，也只是一时之计，待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情恢复从前的约章。这份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皇帝的指导下后来起草的，目的是阐述他的治国指导思想。
随后，乾隆帝不断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其治政思想和主张雍正一是肯定了皇祖康熙帝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得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举国上下一片欢乐景象。
二是说明皇父雍正帝主严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怕因为政策过宽而出现弊政，因而整饬纲纪，澄清吏治，目的还是为了“惠爱”赤子。究其用心，与康熙帝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
第三点最为重要，是下达这一谕旨的主要目的之所在，即正式宜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现在主宽的必要性，说主宽是因时制定，是以柔济刚，相辅相成，与先皇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认真体会其“宽大居心”和“用宽之意”，严明振作，使其能“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
他认为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政策宽严不一康熙朝以宽大为治宽有余而严不足，造成朝臣奉行不力，人们心性乖张，官吏不知公事，奸人不畏法度。
雍正朝严猛为尚，严有余而宽不足，致使政令繁苛，人们遇事紧张，每一件事都严令苛责，官吏人人自危，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提出了他的治政指导思想，即以“执中两用”为准则，“宽严互济，交相为用”。
他认为，为政之道，要不拘束于常法，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即所谓“损益随时”：要恩威并施，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即所谓宽猛两用”。乾隆上台之后，面临着的是皇父雍正帝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局面，为了缓和这种极不正常的时局，乾隆对雍正的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和调整，首先是全面纠正前朝弊政，清理政治积案雍正生前，信奉佛道，热衷于巫术，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信仰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在宫内豢养了一大批道土，跟随其左右，并责成专人为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妙药。
乾隆则认为这些道土都是骗子，十分痛恨，他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道士巫师们驱逐出宫，迁回原籍，痛骂为雍正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实为“市井无赖之徒”。并警告被驱逐出宫的道士们，不许在外随意议论传播宫中事情，如有发现“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货”。
对全国各地的僧道，乾隆也加以全面限制。下令严格审查僧人身份，毁禁僧人著述，禁止各地擅造寺院等。乾隆的举措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同，特别是在宫中，反应尤其强烈，因为那些道士因雍正帝的宠信而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以宗教迷信干扰政务，宫中大员们敢怒而不敢言，早已对这些道土恨之入骨清除僧道之后，乾隆即刻着手解决宗室内部的纷争问题。
雍正帝继位，是经过与其众多兄弟进行一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激烈角逐，使用各种手段而得到的。他在争夺皇位过程中和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竞争对手皇兄皇弟及宗室异已，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严厉的打击，或终身监禁，或削爵夺藩，或抄家流放，兄弟反目，家庭惨变，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处理好皇族家政，对乾隆来说也是一次严峻考验。他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接连下达了数道关于处理宗室内部问题的谕旨。
十月初八，在第一道谕旨中就提出允禩、允搪已获罪而死，但将他们的子孙摒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初十，下令宗人府查清因罪而革退的宗室，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事过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被释放，不久又将侥幸活了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宽释回家，并赐给他们爵位。
在紧密地团结了宗室力量，增强了皇族内部的向心力，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内顾”之忧在处理雍正遗案中，除曾静、张熙投书案进行了从严从重处理，其余大多数进行了宽大的处置雍正在位时间虽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就是在这十几年里，政治斗争接连不断，大案要接踵而至。在历次斗争的风浪里，无辜的受害者大有人在。
为此，乾隆帝从纠正政治冤狱入手，以便树立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争取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缩小敌对阵营。对那些在年薨尧冒滥军功案内被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视情况进行起用，释放在各起文字狱案中的涉嫌人员等。
即使是一些非冤假错案乾隆帝也采取了宽大的办法予以处理，如释放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名将傅尔丹、岳钟琪赦免因诽谤程朱而发配军台的御史谢济世：还有许多亏空钱粮、侵吞公款的官员，也多被免予迫赔或处分。
他的这些举措，同雍正的刻苛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宽厚仁君的良好形象。在团结了宗室、减少了敌对势力、皇帝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之后，乾隆帝便以充沛的精力和大干事业的雄心牡志，开始了新政策的实施，这时全面处理国家政务摆到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