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即位之初，可谓是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镇压国内的反对势力，一方面要防止敌国入侵。
因此，武则天急需培植亲信力量，从而加强了军事人才的选拔力度。唐代时期的科举制，可以分为两种：制科与常科。制科是由皇帝下令举办的考试，在时间上不确定。常科则是通常所谓的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一次。
尽管在唐太宗时期，科举制已经成形，但也仅限于文科。而武举制则是在武则天长安二年，即700年才正式出现的。
因此，武则天即位之初，选拔军事人才的主要手段是开制科。一方面由于制科开得过多过滥，另一方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不科学，太过于偏重于武力，而忽视谋略;因此，最终选拔出来的多为一些有勇无谋之辈，甚至存在着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情况的。
对此，左补阙薛谦光上疏武则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说：“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
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薛谦光看来，选拔军事人才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只考弯弓射箭之类的雕虫小技，是不可能选拔出优秀军事人才的。例如，战国时期的吴起，当有人向他进献宝剑时，他断然拒绝。因为，在吴起看来，一个出色的将领，其首要的职责不是冲锋陷阵，而是判断战争形势，从而作出有利于整个军队的决定。薛谦光的这种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谋将”。
中国历史上不乏谋将的典范，例如汉代的张良、三国的诸葛亮。他们虽然不擅长武艺，但是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胜过无数只具有匹夫之勇的蛮夫。
薛谦光的上疏引起了武则天的高度重视。从此后武举的发展情况来看，“谋将”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唐代统治者对于武将的谋略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