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关羽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与传奇色彩的人物。从史书中的“万人敌”到民间供奉的“武圣”，他的形象在千年间不断被塑造与重塑。本文将从历史记载出发，结合军事成就、性格特质与后世影响，探讨关羽的真实形象及其是否被过誉。
一、军事才能：从实战到威慑的双重证明
关羽的军事能力在《三国志》中有明确记载。建安五年（200年），他于白马之战中“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此战不仅解了曹操的白马之围，更以“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壮举奠定其名将地位。陈寿评价其“威震华夏”，绝非虚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关羽的军事才能达到巅峰。他率军围攻樊城，利用汉水暴涨的时机水淹于禁七军，俘虏曹军三万余人，斩杀敌将庞德。此战迫使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芒，更引发豫南地区群盗遥受关羽印号，形成“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的连锁反应。尽管最终因孙权背盟偷袭荆州而败走麦城，但此战仍证明关羽具备独立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其军事威慑力甚至超越了实际战果。
二、性格特质：忠义与傲慢的双重面相
关羽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建安五年（200年）被曹操俘虏后，他因曹操厚待而暂留曹营，但得知刘备下落后立即“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千里寻兄。这种“不贪富贵、不忘旧主”的行为，在乱世中尤为难得。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虽为《三国演义》虚构，但正史中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记载，也侧面印证其重情重义、不附权贵的性格。
然而，关羽的傲慢同样显著。他轻视孙权联姻之请，称“虎女焉嫁犬子”，直接导致吴蜀联盟破裂；对部下糜芳、傅士仁的苛责，最终酿成二人叛变投敌的恶果。陈寿评价其“刚而自矜”，这种性格缺陷成为其败亡的重要诱因。
三、历史地位：从名将到文化符号的升华
关羽的军事成就与性格特质，使其在三国时期即获得高度评价。曹操称其“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诸葛亮在《与关将军书》中赞其“超群绝伦，髭髯飘扬，气盖三军”。但真正推动关羽地位飙升的，是后世统治者与民间文化的双重塑造。
唐宋时期，关羽成为维护统治的道德符号。唐朝设武庙，关羽与张良、韩信等名将同列；宋朝追封其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将其忠义精神与儒家伦理结合。明清时期，随着《三国演义》的流传与晋商势力的崛起，关羽逐渐被神化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列。民间更将其奉为财神、战神，甚至医神、考试神，形成“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的独特文化现象。
四、是否过誉：历史评价与文学想象的边界
若以战绩论，关羽的军事成就虽显著，但未达到改变历史进程的高度。襄樊之战的胜利因孙权背盟而中断，未能实现“消灭魏国，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其镇守荆州期间，虽加固城防、发展经济，但最终因性格缺陷导致失守，暴露出战略层面的不足。
然而，关羽的价值远不止于军事。他的忠义精神契合了封建社会对臣子“忠君”的期待，成为统治者树立道德典范的完美选择。同时，其“义薄云天”的形象也满足了民间对英雄的想象，成为跨越阶层的文化共识。因此，关羽的“过誉”更多是后世文化建构的结果，而非历史事实的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