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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秉章杀石达开:历史迷雾中的忠奸之辨

作者:Marshall2025-07-31      来源:爱上历史

1863年6月,成都科甲巷的臬台衙门监狱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身着囚服,神色坦然地走向刑场。这位曾让清军闻风丧胆的军事天才,最终在四川总督骆秉章的授意下被凌迟处死,其部下四千余人也遭屠戮。这场血腥事件不仅改写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更在晚清历史上投下浓重阴影,将骆秉章推上“背信弃义”的道德审判台。

一、绝境中的生死赌局

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抵达大渡河畔的紫打地。此时太平军已深陷绝境:前有湍急的大渡河,后有清军重兵围堵,两侧彝族土司王应元、岭承恩的武装虎视眈眈。更致命的是,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使渡河计划化为泡影,粮草断绝的太平军陷入“人相食”的惨境。

面对此景,石达开作出惊人决定——以自身性命换取部下生存。他致信骆秉章:“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这封被后世争议不断的信件,或射向对岸清军营帐,或通过土司转交,最终抵达骆秉章案头。据《清实录》记载,骆秉章随即命参将杨应刚在洗马姑竖起“投诚免死”大旗,并承诺“生擒石达开者赏万金,投诚者免死”。

二、骆秉章的权谋算计

作为晚清八大名臣之一,骆秉章的决策绝非一时冲动。这位以清廉著称的官员,曾因整顿吏治、严查库银获道光帝“空前绝后”的评价,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展现出铁血手腕。其杀降之举,实则暗藏三重考量:

军事震慑:石达开部虽遭重创,但剩余六千余人多为跟随其转战多年的精锐。骆秉章在奏折中直言:“此等悍贼,若纵之归山,必为后患。”屠杀降卒既能削弱太平军实力,亦可对其他反清势力形成威慑。

政治投机:咸丰帝曾下诏“有能擒获石达开者,赏侯爵,世袭罔替”。骆秉章深知,活捉石达开远不如将其处死更能邀功请赏。事实上,他因剿灭石达开获封太子太保、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双眼花翎。

道德困境: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条与“官贼不两立”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骆秉章在审讯时质问石达开:“尔欲降乎?”得答“我是乞死,兼为士卒请命”后,仍下令处决。这种矛盾心理,或许可从其幕僚左宗棠的评价中窥见一斑:“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

三、血色黎明:从承诺到屠杀

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携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及五岁幼子石定忠,轻骑前往清军营帐。据目击者记载,他“神色湛然,无一畏缩态”,甚至在受刑时劝慰同僚:“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

然而,骆秉章的承诺很快化为泡影。6月19日,清军以“火箭为号”,会合土司武装,将两千余名石达开亲信士卒围杀于老鸦漩。剩余四千余人虽获“路票”遣散,却在大树堡寺庙遭伏击,无一幸免。更令人发指的是,骆秉章竟将石达开首级用石灰腌制,装入木笼解送京师巡展,其子石定忠则被囚至十一岁后施以宫刑,发配边塞为奴。

四、历史评判的双重镜像

骆秉章的杀降之举,在晚清政坛引发激烈争议。支持者认为其“剿匪有功”,左宗棠曾盛赞其“剔漕弊、罢大钱”的政绩;反对者则斥其为“背信弃义的小人”,民国学者沃丘仲子更直指其“长子通匪”。这种分歧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重新评价后愈发尖锐——当石达开被塑造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英雄”,骆秉章便不可避免地沦为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然而,历史真相往往比道德审判更复杂。骆秉章的决策,既是个人政治野心的体现,也是晚清政权系统性腐败的缩影。当道光帝因他清查库银而感叹“人人皆知”,当咸丰帝因他镇压太平军而倚为“天下重臣”,这个从广东花县农家走出的清廉官僚,早已被裹挟进权力绞杀的漩涡。

五、余音:血色大渡河的永恒叩问

160年过去,大渡河的涛声依旧。紫打地山谷中,石达开部众的骸骨早已化作泥土,而骆秉章的“文忠”谥号仍刻在贤良祠的碑石上。这场生死赌局没有赢家:石达开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义,却未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覆灭;骆秉章以杀降换取功名,却永远背负着“背信弃义”的骂名。

或许,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所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其时代语境。”在晚清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骆秉章与石达开的命运交织,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传统忠义观与现代革命理念的激烈碰撞。而这场碰撞的回响,至今仍在历史的长廊中回荡。

石达开 骆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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