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往往伴随着前朝史籍的销毁与篡改，但清朝却是个例外。从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到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最终成书，清朝历时近百年修纂前朝历史，不仅未对明朝历史进行系统性删除，反而通过官方修史确立了明朝的“正统”地位。这种看似反常的历史书写策略，实则蕴含着清朝统治者深邃的政治智慧与文化自信。
一、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以史为鉴的统治术
清朝入关之初，便面临“夷狄之辨”的合法性危机。为破解这一困境，统治者巧妙运用历史叙事，将自身定位为明朝法统的继承者。在《明史》修纂过程中，清朝史官刻意强化明朝“失德”的叙事框架：详述万历怠政、天启昏庸、崇祯刚愎，同时隐去清军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这种“贬前朝以彰现朝”的笔法，既符合儒家“天命靡常”的更迭逻辑，又为清朝统治披上“吊民伐罪”的合法外衣。
更关键的是，清朝通过保留明朝历史，构建起“以史为鉴”的治理范式。康熙帝在《御制〈明史〉序》中直言：“前代之兴衰得失，足为炯鉴。”乾隆朝更是将《明史》列为科举必读书目，要求官员熟读“祖宗实录”与《明史》。这种将前朝历史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做法，实质是将明朝经验转化为清朝的统治资源，正如《清实录》所载：“我朝之治，必本于前代之失。”
二、文化认同的塑造：超越华夷的文明自信
清朝统治者深知，要维系庞大帝国的统一，必须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在文化政策上，清朝采取“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将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延续明朝科举制度。这种文化延续性在历史书写中体现为：承认明朝在文化正统中的地位，将元朝纳入《明史·流寇传》的叙事框架，从而构建起“宋-元-明-清”的连续性文明史观。
在修史实践中，清朝史官展现出罕见的学术严谨性。以《明史·刑法志》为例，史官不仅完整记录《大明律》内容，更详细考证“廷杖”“诏狱”等特务政治制度。这种“不隐恶”的修史态度，看似暴露前朝弊政，实则通过客观叙述强化清朝“拨乱反正”的形象。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评：“《明史》虽多曲笔，然较他史为可信。”
三、历史记忆的管控：从销毁到重构的治理艺术
清朝对明朝历史的态度，经历了从销毁到重构的转变。入关初期，为消除反清意识，确实销毁过部分“诋毁本朝”的野史笔记。但随着统治稳固，清朝转而采取更精细的记忆管控策略：一方面严禁民间私修明史，将历史解释权收归官方；另一方面通过《明史》的官方叙事，将南明政权定性为“伪朝”，将李自成、张献忠视为“流寇”，从而消解反清复明的历史依据。
这种管控艺术在《清实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三藩之乱爆发时，朝廷并未简单抹杀吴三桂的明朝降将身份，而是通过《谕告天下文》强调其“反复无常”的品格缺陷。这种将个人道德评判与政治立场挂钩的叙事策略，既维护了明朝历史的完整性，又实现了对潜在反抗者的心理震慑。
四、历史回响：从“正统”之争到文明传承
清朝修纂《明史》的深层逻辑，在于构建超越朝代的文明共同体意识。通过承认明朝的历史地位，清朝成功将自身纳入“中华正统”的延续脉络。这种文明自信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达到顶峰：当乾隆帝下令销毁“违碍”书籍时，却将《明史》与《资治通鉴》等典籍并置，彰显其对历史连续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