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学术史上，熊赐履（1635-1709）作为康熙朝理学名臣的代表人物，其籍贯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这位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的翰林院学士、东阁大学士，既被记载为“湖广汉阳府孝感人”，又因“世籍南昌”被列入《江西通志》进士名录。这种双重籍贯的特殊性，折射出明清时期人口迁徙、科举制度与家族记忆的复杂交织。
一、核心文献的籍贯记载：孝感与南昌的双重认证
根据《清史稿》《碑传集》等权威史料，熊赐履的籍贯存在明确的两重表述：
湖广孝感说：清代官方文献如《清史列传·儒林传》明确记载其为“湖广汉阳府孝感人”，其本人在奏疏中也自称“楚人”。孝感县（今湖北孝感市）地方志更详细记载其家族“洪武初由南昌迁孝感”，其父熊祚延为孝感庠生，遇难时年仅八岁的熊赐履由母亲李氏抚养成人。
江西南昌说：光绪《江西通志》将熊赐履列入“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南昌籍进士”，同治《南昌府志》亦载其“世籍南昌”。这种记载源于熊氏家族的原始户籍——据孔继涵《熊文端公年谱》考证，熊氏先祖熊邦显于明初“占籍湖北德安之孝昌邑”，但宗族祠堂仍保留南昌祖籍记忆，导致科举登记时出现籍贯分歧。
二、科举制度下的籍贯认定：户籍与祖籍的博弈
明清科举制度对籍贯的严格规定，是理解熊赐履双重籍贯的关键。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考生需以“原籍地”参加乡试，但“寄籍”现象普遍存在。熊赐履的案例恰好体现了这一制度的弹性：
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登科录明确记载其为“湖广孝感县籍”，这符合其实际居住地与家族定居地；
南昌籍的追溯则源于家族对祖籍的认同。明代洪武年间，熊邦显从南昌迁至孝感，但未完全切断与原籍的联系。这种“迁而不绝”的宗族观念，使得熊赐履在科举登记时可能同时使用两地籍贯，以满足不同场景需求。
三、学术身份的建构：理学传承中的地域认同
熊赐履的籍贯争议，更深层地关联着其理学家的身份建构。作为康熙朝“程朱理学”的官方推动者，他主导纂修《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著作，其学术立场需要地域文化的支撑：
孝感身份：强调其作为“楚地儒宗”的代表性，符合康熙帝“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
南昌渊源：则可追溯至明代南昌“江右王学”的传统。熊赐履虽主攻程朱理学，但其母李氏“博通经史”的家学背景，与南昌文化圈的学术交流密不可分。这种双重认同，使其在理学传承中既能立足朱子学正统，又吸收了陆王心学的思辨精神。
四、历史记忆的嬗变：从家族叙事到官方书写
熊赐履籍贯的最终定型，经历了从家族记忆到官方认证的演变过程：
家族层面：熊氏宗谱始终以南昌为祖籍，孝感为支脉，这种“根在南昌、枝繁孝感”的叙事，强化了宗族凝聚力；
官方层面：清代地方志的编纂者根据政治需要选择记载重点。孝感县志突出其“康熙帝师”的政治地位，南昌府志则强调其“江右学者”的文化贡献；
现代学术：当代研究者通过梳理《熊文端公年谱》《清实录》等原始文献，确认熊赐履的“实际籍贯”为湖北孝感，但承认其“文化籍贯”包含南昌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