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民变指的是明代主要的农民起事运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从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叛乱军与明军作战开始，直至清朝顺治年间才结束的一场战争，被称为明末农民战争。
明朝民变发生原因
由于传统观点过度强调自然灾害和阶级矛盾，忽视了政治和军事因素。事实上，天灾和阶级矛盾在明末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而明政府的赈灾工作是中国历朝历代力度最大的。
民变大规模爆发另有原因，除了前面所述士兵不愿打仗外，崇祯帝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也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持续两年多的大清洗造成了中枢瘫痪，才使局面迅速恶化。从各种角度看，民变的性质并不是单纯，尤其是在民变中后期，逃兵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不接受政府的赈济安置，他们的行为漫无目的，带有强烈的流寇色彩，对经济、社会造成的破坏比自然灾害更巨大、更持久，导致更多难民加入其中，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内忧和外患犹常常相生相伴。大明朝的内忧，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外患引起的，无论是山东孔有德的叛乱，还是陕西发生的民变，都是士兵惧怕打仗而作乱，只是作乱的方式和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山东的孔的德的军队不愿去辽东打仗，成建制叛乱，意欲割踞一方，掀起巨大波澜；陕西的士兵三五成群地脱离部队，各占一处穷乡辟壤，落草为寇，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后又迫于压力四处流动，如水银泄地。相比较而言，由于陕西的民变散处各地，以大山为依托，且具有流动性，比山东孔有德的叛乱更加难以剿灭。
还有就是进入小冰期，气候持续恶劣。皇权旁落，离心离德，期间又不合时宜地增收三饷，激起民变。
明朝民变参与主体
传统历史教材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常把明朝民变美化成农民大起义，起因是自然灾害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一观点对于民变主体和起因的表述并不准确，关于民变主体，组织者和骨干力量并非普通农民，而是逃兵，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其中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逃兵又分为土寇（地方驻军）和边贼（长城沿边军镇士兵）。
他们的关系是：“边贼倚土寇为乡导，土寇倚边贼为羽翼”。逃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
明朝民变历史影响
民变初期，民军力量弱小，无力与官军进行正面冲突，处于被官军围杀的态势，其活动主要特点是到处流动躲官军，并乘虚突袭官府。在走投无路时容易选择投降，但走出困境后又很快重操旧业，呈现出“旋抚旋叛”，反复无常的特点。
王左挂一支民军力量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民军分布范围很广，战斗规模很小，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民变规模不断扩大的总体格局。
总观明朝上下，不管民变规模大小始终伴随着明朝。通过农民起义战争可以看出那些不甘心忍受压迫和屈辱的农民大众一次一的打击了地主阶级和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