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曹髦之死宛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曹魏政权内部激起了千层浪，也引发了后世对于“曹髦不死魏国会亡吗”这一问题的无尽思索。要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需从曹髦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性格与行为以及司马氏的势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时代背景：司马氏专权下的魏国困局
曹魏政权自曹丕建立以来，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曹操时期的辉煌，但随着时间推移，内部矛盾逐渐凸显。曹丕、曹叡在位时，尚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对地方势力进行有效控制。然而，曹叡去世后，曹芳继位，年幼的皇帝无法亲政，大权逐渐落入司马懿之手。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彻底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曹氏宗亲势力被大幅削弱，司马氏专权的局面已然形成。
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愈发严密。司马师废黜曹芳，拥立曹髦为帝，这本身就是司马氏对皇权的一次公然挑战。曹髦即位时，曹魏政权已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司马氏在朝廷中安插大量亲信，把控着各个要害部门，曹髦虽为皇帝，却处处受到掣肘，实际权力微乎其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魏国的命运似乎已不在曹氏手中，而取决于司马氏的野心与行动。
曹髦性格与行为：壮志难酬的悲歌
曹髦自幼聪明好学，才慧早成，他崇拜少康，渴望像少康一样中兴曹魏政权。即位之初，他便展现出积极有为的一面，选派官员巡视全国，访查民情和吏治，平反冤狱，接连下诏抚恤战争死伤，奖励仁德孝敬的人，力行勤俭，减税赈灾，试图收拢人心，重振曹魏雄风。
然而，曹髦性格中存在着急功近利、缺乏韬光养晦的一面。面对司马氏的步步紧逼，他未能沉住气，选择以卵击石。甘露五年（260年），曹髦感到自己的权力日益受限，司马昭早已数次公开不听朝令，推辞晋公封号，几乎全权掌握军政大权。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亲自率领僮仆侍从讨伐司马昭。在召集心腹王沈、王业、王经商议时，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表达了自己与司马昭势不两立的决心。尽管王经劝说他鲁昭公的例子，让他认识到此举的危险性，但曹髦根本听不进去，执意要与司马昭一决高下。
曹髦的这次行动，无疑是飞蛾扑火。他带领的僮仆侍从数量有限，且缺乏战斗经验，而司马昭则掌控着曹魏的精锐部队。在战斗中，曹髦虽奋勇杀敌，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太子舍人成济刺死。曹髦的死，虽然展现了他作为帝王的尊严和勇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急功近利性格导致的悲剧结局。他的冲动行为，不仅未能改变曹魏政权的命运，反而加速了司马氏篡权的步伐。
司马氏势力：魏国灭亡的必然推手
司马氏家族在曹魏后期势力庞大，根深蒂固。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铲除了曹爽等政敌，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此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在朝廷中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司马氏家族还与士族豪强紧密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联盟，使得曹氏宗亲势力难以与之抗衡。
司马昭掌权后，野心进一步膨胀，他积极为篡位做准备。一方面，他通过军事行动树立自己的威望，如派邓艾、钟会等将领灭蜀汉，扩大了曹魏的疆域；另一方面，他不断试探朝廷和地方的反应，为篡位营造舆论氛围。曹髦之死，对司马昭来说，既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机会。虽然他因此背负了“弑君”的骂名，但也为他进一步清除曹氏残余势力、加速篡权进程提供了契机。在曹髦死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自己则继续掌控大权，最终在司马炎手中完成了篡位大业，建立了西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