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太宗与魏征是君臣关系非常好的典范，魏征去世之后，表示对他的肯定，李世民还特意安排太子李承乾在西华堂为他举哀，那么一开始魏征为什么一开始选择的是李建成呢?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立即将长子李建成立为皇储。李渊当时有三子，李建成为长，李世民次之，李元吉为三。历届封建皇帝，子嗣都很多，围绕储位的党争也非常激烈和残酷，这(嫡出)李氏三兄弟亦不例外。
李建成立为太子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而从政绩、声望和智慧等方面看，李世民为盛;齐王李元吉，无论从身份、功劳和能力上讲，都不及两位兄长，在觊觎最高权力时都无法与他们单挑，所以只好倒向东宫。
他们三人为了营私而结党，在结党的过程中，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其中，延揽人才是他们争夺的焦点，凡是为官者，因此都自觉不自觉地要牵涉和卷入高层的这场残酷的斗争中，魏征也不例外。
因为他所追求的是昌明盛世，一直盼望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出现，第三次被俘后，太子李建成留下了他，做了东宫的太子洗马(大约是从五品级别)，在朝中属于低级官员，而且只负责管理东宫的经籍图书和文秘工作，权力的“含金量”很低。那么，魏征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首先，封建正统伦常观念(长幼有序)的作用，使魏征作出拥护太子的选择。魏征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受儒家学术的培育和熏陶，他和当时的人一样，所认定的天地伦常秩序无非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徒而已。李建成是嫡长子，而且已被立为储君，又无大过，高祖亦无废黜之意，那就应该尊重这个事实而去维护。如果谁要是凭功劳、能力而僭越逾矩，那就是大逆不道，是会被唾弃的。
其次，后宫力量倾斜于太子，令太子党在高祖面前更有话语权。《资治通鉴》载：“(李渊)晚年多小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竟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高祖晚年嗜色，嫔妃、才人、婕妤无数，有子嗣的都是得到宠幸的，当时正得宠的如张婕妤、尹德妃等，常在高祖耳边吹风，扬太子抑秦王，这部分后宫的力量不可小觑，更不可轻视和忽略，是以魏征要选择维护太子一党。
第三，与秦王的“隔阂”促使魏征侍奉太子。魏征再怎么会审时度势，也算不出李世民会容纳自己。而魏征与太子之间就没有这种芥蒂与隔膜，何况太子与秦王之间在厉害关系上已势同水火，按照“否定之否定”原理，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魏征选择了侍奉太子。
有以上三条理由，加上高祖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那么李建成成为未来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是迟早的事，只要太子顺理成章地登位，魏征的政治理想就能得以实现，他经世治国的才能就能得以展示。魏征侍奉太子，并非为自己荣显，主要是想找个平台一展济世经帮才华，为普天下百姓谋利益，他才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对君与民的关系，他的认识最深刻。贞观一朝，倘若没有魏征，成就不了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治世，也就没有永载青史的唐帝国灿烂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