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赵挺之是一个备受争议且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凭借自身的才干在官场中起起伏伏，其人品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诸多痕迹，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也存在饱受诟病的方面。
政治立场游移：灵活应变下的道德争议
赵挺之在政治立场上呈现出显著的游移性，这种灵活性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但也引发了对其人品的质疑。在神宗、哲宗两朝，他时而推行新法，时而党附旧党臣僚，缺乏坚定的政治操守。例如，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积极在地方推行新法，然而当旧党复起，他并未因之前推行新法而受惩处，反而因“从程颐学”被旧党视为可用之人，进而入朝任职。此后，他又卷入旧党内部纷争，弹劾苏轼等旧党成员。
这种根据政治形势不断调整立场的行为，被一些人视为投机取巧、缺乏原则。在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更注重自身的仕途发展，而非坚定的政治理念，这使得他在同僚和后人眼中留下了善于钻营、随风倒的印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游移性也反映出他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智慧，他试图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以保护自己和实现政治抱负。
打击政敌不遗余力：权力斗争中的狠辣手段
赵挺之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狠辣的一面，对政敌的打击毫不留情。他与苏轼之间的矛盾便是典型例证。苏轼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对赵挺之的为人极为反感，公开批评他“聚敛小人，学行无取”。赵挺之担任监察御史后，上疏弹劾苏轼，称其文章中“民亦劳止”是诽谤先帝，这一指控极为严重，给苏轼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
此外，在宋徽宗时期，赵挺之力主“绍述”之说，排挤打压元祐旧臣。他与蔡京虽曾同朝为官且蔡京推荐他拜相，但两人很快产生矛盾。在与蔡京的权力斗争中，他多次陈述蔡京的奸恶，甚至请求辞去相位以避开蔡京。这种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对政敌赶尽杀绝的行为，无疑损害了他在一些人心中的人品形象，被视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地方治理中的务实与担当：能力背后的品德闪光
尽管赵挺之在政治斗争中存在诸多争议，但他在地方治理方面却展现出务实与担当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品德和能力。在地方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行改革措施，关注民生福祉。例如，在德州通判任上，他按照朝廷意思实行市易法，尽管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争议，但他试图通过改革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当面对士卒因郡守贪污赏钱而愤怒闹事的情况时，赵挺之挺身而出，端坐在大堂之上问明情况，立即拿出府库钱财分发给大家，并惩治带头闹事的人，迅速稳定了局势。在魏州境内黄河多次决口，有人建议迁移宗城县时，他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县城远离高原一千多年，河水从未犯境，迁到新址一定会祸害百姓，坚决反对迁徙。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两年后黄河冲坏新城，居民几乎都被淹死。这些事迹表明，赵挺之在地方治理中能够以民为本，勇于担当，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和道德责任感。
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情感：亲情与政治的交织
赵挺之在家庭关系中也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亲情与政治相互交织。他与儿子赵明诚的关系既有父子间的关爱，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赵明诚喜爱收集苏轼字画，却因此“失好于父”，可见赵挺之对政治立场的执着甚至影响到了家庭内部。
然而，在赵挺之去世后，他的妻子郭氏在皇帝面前为子女争取恩泽，展现出对家庭的守护。赵挺之在家庭中或许并非一个完全开明的父亲，但他的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对家庭关系的深刻影响。他在维护家族利益和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在努力平衡家庭内部的情感和关系。
赵挺之的人品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存在。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游移、打击政敌的狠辣手段使其备受争议，但在地方治理中的务实担当以及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情感又展现出他并非一无是处。评价赵挺之的人品，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来定义，而应将其放在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综合考虑他的政治行为、个人能力以及家庭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才能得出更为客观、全面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