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出自《楚辞》，东汉文学家王逸认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是屈原在被流放后，政治上被迫害，个人人生遇到了一种困顿，处在困恶之境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品，而是屈原的学生宋玉或战国时期楚国的人而作。蔡靖泉《楚文学史》亦引以上观点。主张各异，但说服力似还不充分。也有人力主《渔父》《卜居》为屈原之作，如朱熹、洪兴祖、王夫之等。
今人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诸书中亦反复的论证，认为是屈原作品。《渔父》与《卜居》可看做是姊妹篇，《卜居》偏重于对黑暗政治的揭露，《渔父》则主要表明自己的高尚品德。两篇都是以问答的方式表现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他劝屈原与世俗同流，不必独醒高举，而诗人则强调“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节操，这种精神与《离骚》中“虽体解吾犹未变”的精神是一致的。
全文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全文四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两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其中“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思想对后世道家道教影响极大。
作品赏析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
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醨”，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
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称《沧浪歌》或《孺子歌》。
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