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嘉汉学考据成风的清代学坛，章学诚（1738-1801）以特立独行之姿，构建起贯通史学、文献学、方志学的学术体系。他非但未被“乾嘉朴学”的洪流淹没，反而以《文史通义》为思想武器，开辟出一条迥异于吴派、皖派的治学路径。这位自称“横通之才”的学者，其身份界定远超单一学科框架，实为清代学术转型期的关键枢纽。
一、史家定位：重构史学范式的理论先驱
章学诚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始于对“六经皆史”的重新诠释。他突破经学附庸的历史观，在《浙东学术》中提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将史学定位为关乎现实政治的实用之学。这一思想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进一步具象化，他强调史家须具备“气平、情正、识远、厉涵养”的素养，构建起中国史学史上首个系统的史家修养论。其《永清县志》《和州志》等方志实践，更以“三书体”（志、掌故、文征）创新体例，使方志从地理图谱升格为区域历史研究的载体。
二、文献学家：解构与重建的校雠革命
面对清代考据学“饾饤琐屑”之弊，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发起方法论革命。他批判郑樵《通志》“徒知辨章学术，而不考源流”，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宗旨，将目录学从版本鉴定提升到学术史梳理的高度。其“互著”“别裁”之法，通过交叉著录揭示典籍间的思想关联，这种动态分类法较之传统四部分类更具学术洞察力。在《报孙渊如书》中，他更直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将文献学从资料整理推向历史解释的层面。
三、方志学家：地方史书的理论奠基人
章学诚将毕生精力投入方志编纂，在《方志立三书议》中确立方志“存史、资治、育人”的三重使命。他首创“方志如国史之轻”的类比，在《亳州志掌故例议》中设计出“掌故”专篇，系统保存政令典章，使方志成为理解基层治理的活态档案。其“志属信史”的主张，在《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中明确反对“志以考文”的文人之志，要求方志必须具备“征实存信”的史学品格。这些理论突破，使方志学从地理附庸发展为独立学科。
四、破界者：超越时代局限的学术预言家
章学诚的学术价值，更在于其超越时代的预见性。在《答客问》中，他提出“六经皆器”的命题，将经典从神圣化教条还原为历史文本，这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效果历史”观念不谋而合。其“史德”说强调史家主体性，较之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早出近百年。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他主张“学术当有时代”，反对“株守先民”，这种动态学术史观，恰是当代“学术史转型”理论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