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酉时，一个手持枣木棍的男子张差闯入紫禁城东华门，直扑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他打伤守门太监后，一路冲至前殿檐下，直至被内侍擒获。这场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不仅因张差的疯狂行径引发轩然大波，更因其最终的死法——凌迟处决，成为明末宫廷权力斗争的残酷注脚。
一、梃击案：疯癫表象下的政治阴谋
张差，蓟州井儿峪人，以砍柴贩卖为生。案发后，初审官员刘廷元称其“语无伦次，似疯癫”，但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私审发现，张差“神情狡猾，绝非疯癫”。他供认，自己受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以“打杀小爷（太子）”为任务，承诺事成后赐田地。庞保、刘成均为郑贵妃宫中太监，而郑贵妃与太子朱常洛的储位之争，早已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
随着审讯深入，张差进一步指认庞保、刘成“养我三年，给我金壶银壶”，并明确“打小爷”的指令。此供词直指郑贵妃集团，朝臣纷纷上疏要求彻查主谋。然而，万历皇帝朱翊钧为维护宫廷稳定，更因对郑贵妃的偏爱，选择息事宁人。他命郑贵妃向太子哭诉，太子亦表态“止究张差一人”，最终以“疯癫奸徒”定性此案。
二、凌迟之刑：从市井到宫廷的残酷终局
凌迟，古称“陵迟”，即以利刃逐寸割肉，直至犯人断气，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张差作为梃击案主犯，其死法被明确记载为凌迟处决。
官方定性与执行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押赴刑场。据《明史》记载，他“被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其尸体被肢解后悬挂于市，以儆效尤。这一刑罚不仅是对张差个人的惩罚，更是万历皇帝向朝野传递的信号：梃击案已结，勿再追究。
幕后主使的“隐身”
尽管张差供出庞保、刘成，但万历皇帝为保护郑贵妃，秘密处决了这两名太监。六月三日，刑部左侍郎张问达奏报，庞保、刘成在第五次受刑时“不堪刑讯而死”，死无对证。至此，梃击案的真正主谋始终未被公开追责，张差的凌迟之刑成为掩盖宫廷阴谋的遮羞布。
三、历史争议：张差之死与明末党争
张差的死法及其供词，在明末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议。东林党人认为，梃击案是郑贵妃集团谋害太子的铁证，张差之死是万历皇帝“护短”的结果；而浙党等势力则主张“疯癫说”，试图淡化案件的政治色彩。
东林党的追问
东林党人方从哲、孙慎行等多次上疏，要求彻查庞保、刘成之死，并弹劾首辅方从哲“包庇奸党”。他们指出，张差供词中“金壶银壶”“养我三年”等细节，证明其受郑贵妃指使，而凌迟之刑未能揭露真相，反而助长了宫廷腐败。
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
明熹宗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掌权后，将梃击案作为打击东林党的工具，重新翻案并污蔑东林党人“谋逆”。张差之死因此成为党争的符号，其凌迟之刑的残酷性，被阉党用来渲染东林党的“暴虐”。
四、历史反思：凌迟之刑与权力逻辑
张差的凌迟之死，暴露了明末宫廷政治的黑暗逻辑：
刑罚的政治功能：凌迟不仅是惩罚手段，更是权力者掩盖真相、震慑异己的工具。张差之死，使梃击案的真相永远沉寂，却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猜忌与分裂。
司法与皇权的博弈：尽管刑部官员试图通过审讯揭露真相，但万历皇帝以皇权干预司法，最终以“疯癫说”结案，凸显了封建专制下法律制度的脆弱性。
历史记忆的扭曲：后世对梃击案的解读，往往受党争立场影响。张差从“疯癫奸徒”到“郑党死士”的形象变化，反映了历史书写中的主观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