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纷争的动荡岁月里，东吴政坛涌现出诸多杰出人物，顾雍便是其中一位以沉稳、睿智和卓越政治才能著称的丞相。他以低调务实的行事风格，在东吴政权中稳坐相位十九年，为孙吴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出身名门，师从大家
顾雍（168年—243年），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江东吴郡四大姓之一的顾氏家族。这一家族在江东地区根基深厚，人才辈出，为顾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资源。年少时，顾雍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他拜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为师，学习琴艺与书法。蔡邕是当时的文化巨擘，其学识和艺术造诣极高，顾雍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不仅精通琴艺书法，更在学问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层历练，政绩斐然
弱冠之年，顾雍便踏入仕途，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他初任合肥县长，凭借着出色的治理才能和清正廉洁的作风，很快在当地崭露头角。此后，他又历任娄、曲阿、上虞县长，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百姓爱戴。在任会稽郡丞期间，他代行太守事，面对郡内寇贼横行、社会动荡的局面，他果断出击，组织力量讨平寇贼，成功安定郡县，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和领导才能。这一系列基层工作的历练，使顾雍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让他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他日后在中央政权中施展才华做好了充分准备。
步步高升，入主中枢
数年后，顾雍进入孙权幕府，担任左司马一职，开始进入东吴政权的核心决策层。此后，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不断升迁，先后担任大理、奉常，又领尚书令，封阳遂乡侯。在这些职位上，顾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东吴政权的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秉持公正、严谨的原则，处理政务一丝不苟，赢得了孙权和朝中大臣的广泛赞誉。
黄武四年（225年），东吴第一任丞相孙邵逝世，谁来继任丞相一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当时，呼声最高的是东吴开国元勋张昭，但孙权经过深思熟虑，最终任命顾雍为丞相。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孙权对顾雍才能和品德的高度认可。顾雍上任后，改任太常，进封醴陵侯，平尚书事，正式开启了他在东吴政坛的辉煌篇章。
沉稳治国，匡弼辅正
顾雍担任丞相长达十九年，是东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丞相。在这十九年里，他以沉稳、睿智的治国理念，为东吴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用人方面，顾雍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选拔官员不存私心，只以能力为依据。他深入民间，广泛搜集资讯，了解百姓的需求和地方官员的治理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向孙权推荐合适的人才。他的举荐公正无私，为东吴政权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充实了朝廷的人才队伍。例如，他在选拔地方官员时，注重考察其治理能力和品德操守，确保能够为百姓谋福祉。这种用人之道，使得东吴政权内部人才济济，为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在处理政务时，顾雍始终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和情绪。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在与孙权交流时，总是谨慎行事，尊重孙权的意见和决策。当他对孙权的决议有不同看法时，他不会当面反驳，而是选择私下写小条子向孙权进谏。这种方式既顾及了孙权的面子，又能让孙权认真考虑他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君臣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例如，在严刑治国的问题上，孙权倾向于采用严厉的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但顾雍认为乱世虽需严法，但更应注重宽法，以体现圣贤之训。他通过私下与孙权交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引用了张昭等人的意见，最终使孙权接受了他的建议，修正了严厉的律法。
顾雍还非常注重政务的保密工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与孙权从不托人转告，而是当面告知，防止情报外泄。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保密意识，为东吴政权的稳定和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顾雍在举荐人才时也非常低调，举荐完后不会对外人说是自己举荐的。孙权想任用谁时，会派中书郎去顾雍家里询问意见。如果顾雍与中书郎交谈较多，留他吃饭了，就说明可以任用；如果没留，也没怎么说话，孙权就知道了要另选他人。这种委婉的举荐方式，既体现了顾雍的谦逊和谨慎，又能让孙权更加准确地了解人才的情况。
深受敬重，流芳千古
顾雍的沉稳、睿智和卓越政治才能，赢得了孙权和朝中大臣的广泛敬重。孙权对他十分器重，经常与他商讨国家大事，对他的意见和建议总是认真听取。在顾雍生病期间，孙权十分担忧，多次派人前去探望。赤乌六年（243年），顾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孙权身着素服亲自前往吊丧，并赐谥号“肃侯”，以表达对他的哀悼和敬意。
后世对顾雍的评价也非常高。《唐会要》将顾雍等八人评为“魏晋八君子”，称赞他“元叹穆远，神和形检。如彼白珪，质无尘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渐。清不增洁，浊不加染”。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依杖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肯定了他的才能和品德。王夫之则认为“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顾雍者鲜矣”，将他视为三代以下少有的治国能臣。
顾雍作为三国时期东吴政坛的重要人物，以其沉稳的行事风格、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为东吴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治国理念和为人处世之道，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