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9年的建康台城，86岁的梁武帝萧衍蜷缩在床榻上，干裂的嘴唇微张，发出微弱的“荷荷”声。这位曾四次舍身同泰寺、被尊为“皇帝菩萨”的统治者，最终因叛将侯景断绝饮食，在饥饿与绝望中咽下最后一口气。这场荒诞的结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王朝因过度崇佛而走向覆灭的缩影。
一、从明君到“菩萨皇帝”：信仰的狂热转向
萧衍早年以勤政著称。他每日五更起床处理政务，寒冬腊月批阅奏章冻裂双手；设立“谤木函”与“肺石函”广纳民意，甚至因百姓求情而放宽刑罚；他注重吏治，选拔人才不拘门第，使南梁初期呈现“四十年河清海晏”的盛世。然而，50岁后，一次与高僧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据《南史》记载，萧衍因一场大病开始接触佛教，逐渐沉迷其中。他不仅亲自受戒成为菩萨戒弟子，更将佛教戒律上升为国家法度：下令全国僧尼禁食荤腥，祭祀禁用三牲，改用蔬果；他本人践行“过午不食”，每日仅食一餐豆羹粗饭，甚至因国事耽误用餐便整日断食。这种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方式，与他早年“日理万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二、佛国幻象：信仰背后的民生危机
萧衍的崇佛政策迅速演变为一场全民运动。在他统治后期，南梁境内佛寺激增至2846座，仅建康城就有500余座，僧尼人数超过10万。寺庙“穷极宏丽”，占用全国耕地4%，而百姓却因“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陷入饥荒。史载，为修建同泰寺，朝廷强征民夫，导致“民不堪命，流亡者众”。
更荒诞的是，萧衍四次舍身出家，每次均由朝廷花费数亿钱赎回。第一次赎身费达一亿钱，第二次增至两亿，第三次达三亿，第四次更因国库空虚，迫使官员“各献金帛”凑齐赎金。这些资金本可用于赈灾或军备，却因皇帝的“功德”消耗殆尽。
三、信仰的代价：从慈悲到纵恶
萧衍将佛教“慈悲不杀”的理念推向极端，甚至对叛乱者也网开一面。547年，北魏叛将侯景投奔南梁，大臣们警告其“反复无常”，萧衍却以“救人一命”为由收留。次年，侯景发动叛乱，萧衍仍拒绝诛杀其党羽，导致叛军迅速壮大。
更致命的是，他对宗室的过度宽容。弟弟萧宏窝藏杀人犯，他不仅不追究，反而加官进爵；侄子萧正德因被废太子之位而投敌，他仍“流涕受之”；养子萧综临阵投敌，他仍寄送旧衣试图感化。这种“以德报怨”的慈悲，最终换来的是宗室的背叛与叛军的围城。
四、饿死台城：信仰崩塌的终极讽刺
548年，侯景叛军包围建康，萧衍坚信“佛祖会保佑”，拒绝突围。叛军断绝城内粮草，百姓“人相食”，而萧衍的御膳房却藏有蜂蜜。当侍卫拒绝提供蜂蜜时，他怒斥：“荷荷！”（意为“为何！”），却无人回应。最终，这位“过午不食”的皇帝，因饥饿难耐试图煮铠甲充饥，未果而死。
他的尸体被草席包裹，两个月后才得以下葬，期间“虫蛆流于户牖”。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尖锐指出：“梁武之亡，非侯景亡之，而浮屠亡之也。”这场悲剧的本质，是个人信仰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必然结果。
五、历史回响：信仰与权力的永恒博弈
梁武帝的结局，为后世统治者敲响警钟。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分析，南梁的崩溃是“士族社会回光返照后的必然”，而萧衍的崇佛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他试图用佛教团结士族，却因过度纵容导致寒门离心；他以慈悲化解矛盾，却因姑息养奸引发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