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唐初的乱世烽烟中，李密以瓦岗军首领的身份崛起，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洛口仓称“魏公”，建立政权，年号永平。这位纵横中原的枭雄，其帝王之路仅维系了短短一年，便随着内部倾轧与外部强敌的夹击而迅速崩塌。
一、乱世崛起：从贵族子弟到瓦岗之主
李密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其曾祖父李弼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大业九年（613年），他随杨玄感起兵反隋，虽兵败逃脱，却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大业十二年（616年），李密投奔瓦岗寨翟让部，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迅速崛起。他献计攻取荥阳、破金堤关，更在荥阳大海寺设伏击杀隋朝名将张须陀，一战成名。
随着势力扩张，李密与翟让的权力矛盾日益激化。大业十三年（617年），翟让为团结内部，主动让位，李密遂建“魏”政权，自称魏公，设坛于洛口，改元永平。据《剑桥中国隋唐史》记载，其势力范围“控制了河北南部和洛阳以东的河南地带”，成为隋末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
二、永平政权：昙花一现的帝王梦
李密的永平政权虽仅存续一年，却展现出惊人的军事活力。他率军攻克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三大粮仓，开仓放粮，赈济百姓，部众迅速扩张至数十万。其政权发布檄文，痛斥隋炀帝十大罪状，并围困东都洛阳，与隋军展开拉锯战。
然而，政权内部的裂痕始终未能弥合。大业十三年（617年）冬，李密为巩固权位，设计杀害翟让，导致瓦岗军内部离心离德。据《隋书·李密传》记载，翟让旧部单雄信、徐世绩等人虽未公开反叛，但已“阴怀异志”。这种内耗为日后的败亡埋下伏笔。
三、内外交困：从战略优势到全面溃败
永平元年（618年），李密政权面临双重打击：外部，宇文化及率江都叛军北上，王世充在洛阳拥立傀儡皇帝杨侗；内部，杀翟让引发的信任危机持续发酵。李密被迫两面作战，虽在童山之战中重创宇文化及，但自身兵力损失惨重。
此时，王世充趁机发动政变，独揽洛阳大权。他利用李密军队疲惫之机，发动决战。据《资治通鉴》记载，王世充“诈为李密兵，夜烧营遁”，导致李密军心大乱，最终在邙山之战中彻底溃败。李密率残部投降唐朝，其短暂帝王生涯至此终结。
四、历史回响：李密政权的遗产与启示
李密的失败，本质是战略短视与内部失控的必然结果。他占据洛口仓等战略要地，却未能建立稳固根据地；他广纳降将，却未有效整合势力；他称帝建制，却忽视政权合法性建设。这种“流寇主义”倾向，使其政权始终缺乏根基。
然而，李密政权的历史影响不容忽视。他首创的“均田制”雏形，为后世提供了土地分配方案；其开仓放粮之举，更开创了农民政权“劫富济贫”的先河。这些实践虽未成功，却为唐初制度革新提供了宝贵借鉴。
站在洛阳洛口仓遗址前回望，李密的帝王梦早已随风而逝。但这位乱世枭雄的沉浮轨迹，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古代农民政权在制度建设与权力约束上的永恒困境。当我们在史书中读到“永平元年”这个年号时，或许该思考：真正的帝王之业，从不在称帝的仪式感，而在治国理政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