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臣（前？—前614年），芈姓熊氏，作为楚成王长子，其人生轨迹自诞生便与楚国国运紧密交织。楚成王在位时，商臣被立为太子，这一决策背后暗藏危机。令尹子上曾直言劝谏：“君王年富力强且内宠众多，若立商臣为太子，未来废黜必生祸乱。且商臣‘蜂目而豺声’，性残忍，不可立。”楚成王未纳其言，最终为这场权力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626年，楚成王欲改立宠妃所生幼子王子职为太子，商臣通过老师潘崇之计，设宴激怒姑姑江芈，从其怒斥中证实父王易储之心。面对“能事诸乎？能行乎？能行大事乎？”的三重质问，商臣选择以宫甲围宫逼迫父王自杀。楚成王临终请求“食熊掌而死”，实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然商臣识破其计，断然拒绝。十月十八日，楚成王自缢身亡，商臣即位为楚穆王。
弑父篡位：伦理悖论与政治现实
商臣之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弑父篡位”的先河，其伦理争议至今未息。从人性角度，此举违背孝道纲常；但从政治现实看，实为权力更迭的残酷写照。楚成王晚年昏聩，废长立幼之举动摇国本，而商臣通过政变提前终结动荡，客观上避免了楚国陷入长期内乱。
值得注意的是，商臣的权力基础并非完全依赖暴力。即位后，他重赏策动政变的潘崇，授其太师之职并掌管宫廷侍卫，同时拉拢朝臣稳定政局。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使其迅速巩固统治，为后续扩张奠定基础。
楚国复兴：军事扩张与地缘重构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以“复兴楚国”为使命，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重塑春秋格局：
江淮控制：先后灭亡江国（今河南息县）、六国（今安徽六安）、蓼国（今河南固始），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淮河流域，切断中原与吴越的联系通道。
中原博弈：攻打郑国迫其请和，占领陈国壶丘（今河南新蔡），在宋国昭陵会盟诸侯，逐步恢复楚国在中原的影响力。
内部整顿：平定斗宜西、仲归叛乱，迁都上郢（今湖北宜城东南），强化中央集权，为楚庄王“一鸣惊人”创造条件。
其军事策略呈现“远交近攻”特点：通过联姻鲁国、分化晋国盟友，逐步瓦解中原霸权体系。例如，楚穆王八年（前618年），晋国大夫范山建议“趁晋君年幼北进”，楚穆王随即出兵攻郑，俘虏郑国公子坚，迫使郑国与楚结盟。
历史评价：双重镜像中的君王形象
后世对楚穆王的评价呈现明显分裂：
道德批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斥其“子圉篡嫡，商臣杀父”，将其与晋献公太子申生并列为“不孝典型”。这种批判源于儒家伦理对血缘秩序的维护。
功业肯定：清代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指出：“楚之强，自穆王始。”其灭国拓土之举，使楚国疆域“东至大海，西至巴蜀，南至洞庭，北至方城”，为楚庄王争霸奠定物质基础。
现代反思：当代史家认为，楚穆王的行为折射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宗法制度瓦解的背景下，暴力成为权力更迭的常态，其历史合理性需置于具体时空语境中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