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园峤，浙江湖州南浔人，是明朝崇祯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内阁首辅。他以精明强干、善揣君心著称，却因排除异己、无所建树被《明史》列入“奸臣传”。其复杂的历史形象，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明末政治生态的溃烂与皇权专制的困境。
一、权谋上位：以“孤忠”为面具的权力游戏
温体仁的仕途崛起始于对崇祯帝心理的精准拿捏。崇祯元年（1628年），他借“钱谦益科场舞弊案”发难，以“不结党”的姿态攻击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尽管钱案已结案多年，但温体仁刻意重提旧事，利用崇祯对党争的厌恶，成功将其逐出权力核心。此役不仅为温体仁扫清入阁障碍，更塑造其“孤臣”形象——他刻意强调自己“素无党援”，与周延儒联手时亦暗中排挤对方，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年）扳倒周延儒，独揽首辅大权。
温体仁的权术手段堪称“软刀子杀人”。他表面谦逊谨慎，对同僚“遇事必商”，实则暗中操控言官弹劾对手。例如，他借“杖母不孝”的荒唐罪名将名臣郑鄤凌迟处死，又以“结党恣行”的罪名打压复社文人，甚至指使亲信编写《绿牡丹传奇》讽刺复社成员。这种“借形己长，固上宠”的策略，使其在崇祯帝心中始终保持“清廉无党”的假象。
二、执政无为：加速明朝崩溃的“庸才首辅”
温体仁辅政八年，恰逢明末“内忧外患”的至暗时刻：辽东清军屡次入关劫掠，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席卷中原，天灾频发导致民变四起。然而，温体仁的应对策略仅有三招：
经济崩溃的推手：他支持加征“辽饷”“剿饷”，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崇祯九年（1636年），他甚至建议裁撤驿站，直接迫使失业驿卒李自成加入农民军。
军事短视的典型：面对袁崇焕被冤杀后的辽东防线瓦解，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却无具体战略，放任清军两次兵临北京城下。
党争激化的元凶：他纵容宦官与文官对立，导致朝廷陷入内耗。例如，他怂恿周之夔、陆文声诬告复社“把持武断”，却因提学御史倪元珙等正直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得逞。
温体仁的“不作为”甚至超越了传统奸臣的贪腐范畴。他虽以“廉谨”自诩，退还贿赂，但其执政期间，明朝财政赤字飙升，农民起义规模扩大，边疆战事节节败退。崇祯帝曾痛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而温体仁正是这批“亡国之臣”的代表。
三、历史评价的撕裂：从“文忠”谥号到奸臣定论
温体仁的死后待遇充满戏剧性。崇祯帝在他致仕后追赠太傅，谥“文忠”，认为他是“大忠臣”；然而，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后，却削其谥号，将其打入“奸臣”行列。这种撕裂的评价，源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历史叙事：
崇祯帝的视角：温体仁精通刑名钱粮，代拟谕旨“从无差错”，且善于逢迎君心。例如，当崇祯询问军饷时，他总谦逊回应：“臣愚笨无知，全听皇上圣明裁决。”这种“朴忠”的表演，恰好契合了崇祯多疑、刚愎的性格。
清流文人的视角：东林党人刘宗周曾上疏揭发温体仁“十二大罪”，指责他“国危于上而不谋平安之策，民怨于下而不思体恤之法”。复社成员吴伟业更在诗中讽刺：“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
现代史学的视角：学者普遍认为，温体仁的破坏性远超严嵩、顾秉谦等传统奸臣。他身处明朝存亡之际，却将权术斗争置于救国之上，系统性摧毁了中枢决策能力。例如，他规定内阁公文不发给六部、六科，导致政令不通，朝局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