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决丞相胡惟庸，并借机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这一决策不仅重塑了明代政治格局，更成为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斗争的转折点。透过历史档案与政治逻辑的双重审视，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一、胡惟庸案：导火索背后的权力失控
胡惟庸的仕途轨迹堪称明代官场异数。这位定远籍官员从元帅府小吏起步，通过贿赂李善长两百两黄金获得举荐，16年间跃升至中书省左丞相。其权力巅峰时期，朝堂奏章需经他筛选，重大决策常绕过皇帝直接执行，甚至暗中毒杀告老还乡的刘伯温。这种越权行为触发了朱元璋的终极警觉。
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胡惟庸被控三大罪状：
结党营私：通过重金收买形成淮西政治集团，与李善长结为姻亲网络；
图谋不轨：勾结倭寇、联络北元势力，策划刺杀朱元璋；
专权擅政：扣押六部奏章，擅自决定官员生死，甚至私自截留贡品。
这些指控虽存在历史争议，但胡惟庸长期垄断决策权的事实确凿。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确指出：“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这段论述直接将胡惟庸案与历史教训相勾连，揭示出朱元璋对相权膨胀的深层恐惧。
二、制度性矛盾：相权对皇权的结构性威胁
明代初年承袭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统辖六部，形成“事无大小，皆决于丞相”的权力格局。这种制度设计在元朝已暴露致命缺陷：元末丞相脱脱主导的货币改革引发恶性通胀，加速了帝国崩溃。朱元璋将元亡归因于“丞相误国”，在《大明律》中特别规定：“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误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权力分配逻辑：
决策权冲突：丞相作为政府首脑，天然具有独立决策空间，与皇帝的终极权威形成潜在对抗；
人事权垄断：胡惟庸任期内，六部官员晋升需经其首肯，形成“朝中无人不附胡”的局面；
信息权控制：通过筛选奏章，胡惟庸实质掌握了皇帝的决策依据，这种信息不对称直接威胁皇权安全。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直言：“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这种高度紧张的执政心态，使其对任何权力分立的可能性保持极端警惕。
三、性格因素：多疑君主对失控的零容忍
朱元璋的童年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权力观。出身贫农、游方乞食、参加红巾军的坎坷经历，使其对“权力旁落”产生病态般的恐惧。这种性格特质在胡惟庸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诛连三万余人：胡案牵连开国功臣李善长、御史大夫陈宁等，形成明代首场大规模政治清洗；
创设特务机构：为监控官员，朱元璋设立锦衣卫，赋予其“巡查缉捕之权”，开创明代特务政治先河；
强化文字狱：通过《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者，斩”，将思想控制纳入制度体系。
这种极端手段背后，是朱元璋对“丞相复辟”的深层担忧。正如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所言：“他要用独裁来保证子孙万代的统治，任何可能分享权力的存在都是不能容忍的。”
四、制度重构：废相后的权力再分配
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启动了三项关键改革：
六部直隶制：将原属丞相的行政权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内阁雏形：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等大学士，作为皇帝顾问机构，品级仅为五品；
监察强化：提升都察院地位，赋予其“纠劾百司，辨明冤枉”之权，与六科给事中形成双重监察体系。
这些改革使明代形成“皇权—内阁—六部”的三角权力结构。据《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每日需处理400余件奏章，工作强度达“昧爽临朝，日晏忘餐”的程度。这种高强度执政模式，既是皇权绝对化的代价，也是朱元璋对权力失控的终极防范。
五、历史回响：专制顶峰的奠基礼
朱元璋的废相之举具有双重历史意义：
短期效应：彻底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为明代276年统治奠定制度基础；
长期影响：开创了清代军机处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历史巅峰。
正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评价：“明代制度，由君主独裁到没有遮掩的绝对专制。这种转变，实始于洪武十三年废相。”当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写下“后世子孙不得复立丞相”时，他不仅终结了一个千年制度，更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皇权绝对化的新纪元。
这场权力博弈的真相，本质上是专制君主对权力安全感的终极追求。胡惟庸案既是导火索，也是替罪羊；废相制度既是现实需要，更是性格投射。当朱元璋用三万条人命为皇权筑起铜墙铁壁时，中国历史也由此步入了一个新的政治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