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清代文学史上，蒋士铨（1725—1785）以诗、文、曲兼擅的才华独树一帜。作为乾隆年间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的诗人，其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既与性灵派存在共鸣，又因强调儒家诗教传统而形成独特风貌。探究蒋士铨的流派归属，需从其诗学理念、创作实践及时代语境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性灵诗学的共鸣者：对袁枚诗论的认同与修正
蒋士铨与袁枚的交游始于乾隆年间，二人虽未结成紧密的诗派联盟，但在反对复古模拟、倡导诗歌独创性等核心问题上高度契合。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主张“诗有工拙，而无古今”，强调诗人应“自出机杼”，反对“以古人之绳墨，作今日之楹联”。蒋士铨亦提出“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主张“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反对“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的复古倾向。这种对诗歌独创性的追求，使二人同被归入性灵诗派阵营。
然而，蒋士铨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存在显著差异。袁枚的性灵说以“真”为核心，强调“诗者，人之性情也”，甚至主张“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将诗歌的情感表达推向极致。蒋士铨则更注重性灵与儒家伦理的调和，提出“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但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其诗作中常见对贞烈女性的颂扬，如《钟叔梧秀才诗序》中主张“诗以道性情，而性情必合乎礼义”，这种将性灵纳入伦理框架的倾向，使其与袁枚的放达风格形成对比。
二、传统诗教的坚守者：对儒家诗学传统的承续
蒋士铨的诗学思想深受儒家诗教传统影响。他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母亲钟令嘉以《四书》《礼记》等经典训导，奠定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价值观。这种教育背景使其在创作中始终秉持“诗言志”的传统，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例如，其《饥民叹》《禁砂钱》等作品揭露社会矛盾，同情底层疾苦；《官戒二十四首》则以诗为谏，批判官场腐败。这些创作实践体现了蒋士铨对“风雅比兴”传统的继承，与袁枚“诗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纯粹性灵主张形成张力。
在诗歌风格上，蒋士铨受黄庭坚影响，讲究骨力苍劲，反对“软媚甜熟”的诗风。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评价其诗“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则称其“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这种刚健的诗风与其对儒家“刚健笃实”精神的追求密切相关。例如，其《题文信国遗像》以“正气贯日月，遗像肃千秋”赞颂文天祥的忠烈，彰显出儒家士大夫的道德理想。
三、流派归属的复杂性：性灵与传统的交融
蒋士铨的诗学实践呈现出性灵与传统的双重面向。一方面，他反对复古模拟，主张诗歌应“自得于心”，这与性灵派的核心主张一致；另一方面，他强调诗歌需“合乎礼义”，将性灵纳入儒家伦理框架，又使其与袁枚的纯粹性灵说保持距离。这种矛盾性在清代诗坛具有代表性——乾隆年间，随着性灵说的兴起，传统诗教与个性表达之间的张力愈发显著，蒋士铨的诗学实践正是这一时代语境的缩影。
从流派归属看，蒋士铨更接近“性灵派中的传统派”。他既认同性灵派反对复古、倡导独创的核心主张，又通过强调儒家伦理对性灵进行约束，形成独特的诗学路径。这种路径既不同于袁枚的激进性灵说，也区别于沈德潜的格调派与翁方纲的肌理派，体现了清代中期诗人对传统与创新的平衡探索。
四、文学史地位：性灵诗学的修正者与儒家诗教的传承者
蒋士铨的诗学实践对清代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性灵派的修正者，他通过强调儒家伦理，为性灵说注入了道德内涵，避免了性灵诗学走向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作为儒家诗教的传承者，他以刚健的诗风承续了“风雅比兴”的传统，为乾隆诗坛增添了厚重感。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他既是性灵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传统诗教的坚守者，其诗学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处理传统与创新关系的典范。
蒋士铨的诗学流派归属并非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他以性灵为骨、传统为魂，在清代诗坛的多元格局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这种道路既体现了诗人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也彰显了其对文学传统的深刻理解，使其成为清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