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开国功臣的群体画像中，徐达始终占据着特殊地位。这位出身淮西的将领，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助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却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突然离世，享年五十四岁。关于其死因，正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形成鲜明对比，既折射出历史书写的复杂性，也暗含着对皇权政治的深刻反思。
一、正史定论：背疽病逝的医学逻辑
《明史·徐达传》以简洁的笔触记载了徐达的死亡过程：“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这段文字包含三个关键信息：其一，徐达患的是背疽（即背部痈疽）；其二，病情曾有短暂好转；其三，最终因病情恶化去世。明代医学典籍《外科正宗》对背疽的描述为“发于背脊，初如粟米，渐大如杯，焮热红肿，疼痛彻心”，若治疗不当或患者体质虚弱，极易引发败血症等致命并发症。徐达作为征战半生的武将，长期处于恶劣的军事环境，积劳成疾符合医学规律。
朱元璋对徐达之死的反应，进一步佐证了正史记载的可信度。据《明实录》记载，徐达病逝后，朱元璋“辍朝三日”，亲临丧礼并“临丧悲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配享太庙，赐葬钟山之阴。这些超规格的丧葬待遇，与朱元璋后期对胡惟庸、蓝玉等人的残酷诛杀形成鲜明对比。若徐达确系被害，朱元璋无需如此大费周章地表演“君臣相得”的戏码。
二、野史流变：蒸鹅传说的政治隐喻
与正史的冷静叙述不同，民间传说为徐达之死赋予了强烈的戏剧性。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转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至明代中叶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但该书仅提到“赐食”而未明确食物种类。至清代王文禄《龙兴慈记》时，才将“蒸鹅”与“背疽忌发物”的中医理论结合，最终演变为“朱元璋借食物杀人”的经典叙事。
然而，这一传说存在多重逻辑漏洞。从医学角度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虽将鹅肉列为“发物”，但并未明确其与背疽的致命关联。若按此逻辑，历史上所有患背疽者皆应忌食鹅肉，但现存史料中并无相关记载。从政治逻辑分析，朱元璋若欲除掉徐达，完全可采用更直接的手段。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时，朱元璋以“谋反”罪名诛杀三万余人，连已退休的宋濂都险遭牵连，何须对徐达这般隐晦？
三、权力镜像：徐达之死的深层动因
徐达之死之所以引发持续争议，本质上是后人将明代初期的政治生态投射于个体命运的结果。朱元璋统治时期，通过“胡蓝之狱”等案件诛杀功臣四万余人，这种极端行为使后世对任何开国元勋的死亡都充满怀疑。徐达作为“开国第一功臣”，其死亡时间恰逢朱元璋权力巩固的关键期（洪武十八年前后），自然成为政治阴谋论的绝佳素材。
但若跳出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徐达的生存智慧或许才是其善终的关键。据《明史》记载，徐达“为人谦恭下士，严于治军”，每次入朝必“整衣冠危坐”，从不越礼。洪武三年（1370年）封魏国公时，朱元璋欲将旧宅赐予他，徐达坚辞不受，最终在朱元璋“引导”下醉酒留宿，次日“惶恐伏地自陈死罪”。这种对皇权的极度敬畏，与蓝玉“骄蹇自恣”形成鲜明对比。徐达死后，其家族持续显赫（次女为燕王妃，孙女为明成祖皇后），若真遭朱元璋毒害，这种政治联姻显然难以维持。
四、历史记忆：传说背后的集体心理
徐达之死的传说，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再创造。当正史的客观叙述无法满足人们对“兔死狗烹”政治逻辑的想象时，野史便通过添加戏剧性元素填补这种认知空白。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言：“史家之书，非徒记事，亦以明道。”徐达传说的流传，恰恰反映了后世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意识——通过将朱元璋塑造为“阴谋家”，人们得以在安全距离外宣泄对权力暴力的恐惧与愤怒。
这种集体心理在当代依然存在。2022年某网络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相信“徐达被蒸鹅毒死”的说法，尽管其中仅12%能准确说出传说来源。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历史解释不仅需要史料支撑，更需警惕情感投射对客观认知的干扰。